经历了前面几年的风雨洗礼之后，我对专业化的认识，逐渐从朦胧变得清晰起来。进入2000年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对律师的精细化要求越来越明显。

我比较喜欢观察、归纳和分析，当时根据几年来看到的行业情况，很快意识到专业大咖、行业大腕的含义，首先就是专业化，无论做哪个专业，只有持之以恒地坚守那个专业，以全身之力攻其一点，才能取得傲人的突破，成为专家型律师。同时也看到，有不少收入很高的大律师，其实没有任何专业性可言，在专业领域几无建树，收入高只是因为社交面广、活跃性强，甚至依靠的是根本不规律的风险代理费用，没有稳定性，对行业发展和法治进步谈不上有太大作用，更像是普通的商业活动。从长远而言，随着律师数量越来越多，竞争加剧，这样的眼前利益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风险也比较大。

这样的分析让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放弃其他业务，专心经营单一的某种业务，以时间换发展空间，只要度过最开始的困难期，就可能成为行业和社会认可的专家型律师。

在专业上，我当然是选择做刑辩。本来我在硕士研究生时学习的就是刑法学，最感兴趣的业务也是刑辩，刑辩带来的快意恩仇，表达的鞭挞邪恶，伸张正义，维护人权，体现了传统的、永恒的律师形象，正是我自少年以来一直追求的职业感觉。对于“时尚”的非诉讼业务，我认为更多的是商业性质，律师的概念和色彩并不突出，甚至对于法治的贡献，没有刑辩业务来的更直接、更显著，不符合我个人对于律师职业的想象。

2004年，我确立了自己的专业标签——刑辩律师。做刑辩，有快乐，有苦痛；有战斗，有妥协；有直率，有计谋；有得意，有失落。它需要卓越的战斗精神，坚强的心理素质，优秀的综合能力，在逆境中求生，在逻辑中升华。通过办理刑事案件，更能了解、洞穿当下社会。

但那个时代的刑辩业务不怎么吸引人，刑事政策和法律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叫辩护人，叫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权利受到较大限制，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两名律师到场，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批准后侦查机关还可以派员在会见现场监督。大家对刑辩业务的印象就是风险高、收费低，一个案件的律师费只有几千元，能收到几万元的比较少见，即便是对刑辩感兴趣的律师，也经常需要通过做其他业务来贴补收入。所以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做不了其他业务的律师，才会选择刑事业务，刑事业务无形中成为了一种“低端业务”。

但我相信一个信条，只要做好做精，水平突出，就会有大量客户，就会有社会的认可，所以很快下定了只做刑辩的决心。那个时候我三十多岁，还算年轻，天天精力无限，经常在外面交友应酬。在吃饭、聚会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带来的企业界新朋友问，赵律师是做什么专业的啊？我回答是做刑事辩护的，就是专门给涉嫌犯罪的人辩护的。新朋友们往往就是一脸惋惜，哦，我们公司经常需要懂商业的民事律师，用不到辩护律师，不好意思了啊！我说没关系的，但愿别用到。这种让人貌似失掉业务机会的场面时时发生，我也会有小小的失落感，但没有觉得尴尬，也不会让我改变。久而久之，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同事之间、同学之间、老乡和朋友之间，慢慢地树立了一个标签——刑辩律师。这种逆流而上的做法给人印象深刻，带来的成果是，在他们无意中遇到亲朋好友需要刑辩律师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

相反，很多同时期的年轻律师期望躲过这样的尴尬和挑战，不像我毫不掩饰地到处宣称自己是刑辩律师，他们常常不放过任何一个光彩的专业名称，希望把握住能够带来收益的任何类型的业务机会。也是久而久之，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但在需要某种专业律师时，谁也想不起来这些全面型的律师。

不仅是年轻律师，有的资深律师也是如此。当时我有一个同事，执业比我早好多年，是从其他律所的主任位置上转过来的，他很早就开始做刑辩业务，在业内小有名气，是我学习追赶的优秀目标。我们共事两年后，突然出现了逆反差，我的业绩在不断上升，他的业绩在不断下滑，已经到了快面临降级合伙人的程度。我为他着急，想来想去，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这么有基础有才华的律师，不应该啊！我悄悄地打开了事务所官网，查看他的个人简介，立即找到了答案。在专业特长一栏里，他填写了十几种业务类型，从常年法律顾问，到证券和并购，再到房地产，无所不包，最后一行才是他最擅长最有名声的刑事辩护。后来我们聊天，我就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他不要面面俱到，把本来做得很好的专业给弄到角落里去了，平时还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专业。后来这位同事因为种种原因转所离开了，但我在后面多年里，高兴地看到他的业内行踪基本都是与刑事辩护有关的，个人事业也越来越好，这就是回归专业道路的力量啊。

2006年，我晋升为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后，很快提出成立单独的刑事业务部门，打造刑辩专业品牌的方案，主要内容是从诉讼仲裁部分离出只做刑事业务的人员，作为事务所探索专业化建设的试验田。方案获得了管理层的全票支持，当年下半年，刑事业务部成立，我个人的专业化选择也走完了第一个阶段。

赵运恒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