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评论，大概意思是刑事诉讼法在倒退，刑法学者做了诉讼法学者该做的事情。

联想在疫情期间，著名刑法学者周光权教授关于“认罪认罚程序”大声疾呼“在认罪认罚程序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更应对量刑的复杂性保持警醒！”无独有偶，著名刑事法学者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也在微信朋友圈，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委婉发表观点，“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不良运作下的产物，是西装上的补丁。不了解这一点，把它看作先进制度，是学有未到的表现。”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务操作中的运行状况，对亲身体验过的刑辩律师而言五味杂陈。严重点论，可以说摧毁了整个辩护制度，刑辩律师有沦落为花瓶的极大风险。概述理由有三，一是极高比例的认罪认罚率说明无罪辩护、不同意检察院量刑的辩护比例极低（平均仅10%多，某些地区不到10%）；二是一方为追求达成协议，在达不成情况下，势必然会怨、会贬低辩护律师，进而建议对被告人重刑的压力，并将责任推卸给辩护律师（甚至怂恿被告人及家属撤换律师）；三是无法培养刑辩律师，无法对抗，无从锻炼，被迫签订协议或习惯性妥协，和援助律师价值等同。平心而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新生事物，肯定存在缺陷，需要修正、磨合、改进。昨天原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发文《正当程序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很好的建议，强调“做到规范量刑协商，提高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和透明度”，通过加强协商、充分协商、透明协商，出台量刑细化规则、案例指导等措施，对认罪认罚制度提出正当程序的要求，非常切合实际。

中国的司法运行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甚至是问题尚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最高检又推出案件-比措施，所谓案件-比，简单论，就是案件流转环节越多类似于案件比越高，绩效越差。各级检察院为在绩效考核中出成绩，竭尽所能，加快案件办理进度，以效率为优先。以往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案件，不再延长，直接移诉。以往需要退回补充退侦一次的案件，往往不再退侦，直接移诉。以往需要二次退侦的特别复杂的案件，往往就退侦一次，甚至不退侦，直接移诉。该考核制度，没有考虑地区差异，技能水平差异，办案习惯差异，一刀切。带来的后果是效率提升了，质量严重下降。对辩护律师而言，辩护在庭前的时机条件更少了。以往很多案件都是经过多轮沟通，多次给出辩护意见、调查取证意见，逐渐减少分歧，达成一致，获得好的起诉效果或取得不起诉的结果。如今，在案件-比制度催逼下，给辩护律师庭前的时空条件太狭窄了，很难获得好的沟通效果，毕竟，在需要补充侦查基础上的沟通就少了。

当认罪认罚从宽遇上“案件-比”，刑辩律师你是否感到一种无力感。倘若再遇上涉黑涉恶案件，面对粗制滥造的证据，拼凑的犯罪事实，莫名奇妙的罪名；面对诸多同案认罪认罚的情况下，被分案处理，被禁止问话，被限制质证；面对杀猪式的审判，走形式的开庭，刑辩律师你的技术，你的辩护效果在哪里？你的尊严，法律的尊严又在哪里？

近年来呼吁的“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走走停停，令人心痛。这不周光权教授又在呼吁证人出庭。周教授在文章《证人为什么不出庭》中呼吁加强刑事诉讼案件证人出庭率，对关键证人建议强制出庭制度，加大对证人出庭的保障等。做为一个实体法学者，对诉讼程序法所重点关注的领域，跨界连续发声，也值得诉讼法学界深思。

汪廖

20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