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寻找法律的印迹。

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人，逐一做贴近访谈，聊业务，话学养，侃人生，谈理想……成功者的经验虽不可复制，却可以借鉴；虽无法模仿，却可以汲取。听大咖们分享快意人生，与所有爱学习的法律人共同进步！

本期推出翟建专访——《翟建：谁会将亲属命运交给一位与法治进程无法兼容的律师？（上）》，以飨读者。

— 翟建 —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

“说我不像上海人，那是你没有见过上海的精英。”

——每当有人以地域文化对其出手豪绰之举进行评论时，翟建常以此哂之。

平头，国字脸，健康的肤色，浓眉下射出两道冷峻的目光，仿佛随时在捕获细节与洞悉真相，还有那微扬的嘴角，释放出善意、自信与坚定。

看见他，不难想起同为上海人的姚明。相对一般人，他的高度和吨位，亦有着冲击视觉的醒目度。

与姚明在篮球王国里创下诸多第一相仿，他在刑辩领域内也创下多个第一——开办上海市首家个人律师事务所，获得“中国十大刑事辩护律师”、两届“全国优秀律师”、“中国十大精英律师”等称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在获选首届“东方大律师”（第一名）后，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亲切接见。上述荣誉，于翟建而言，确属实至名归，执业30年，他承办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上海社保案”、“杨佳袭警案”、“美国人顾然地销售盗版碟片案”、“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案”、“11.15大火案”、“澳洲皇冠集团境内赌博案”、“安邦集团案”等，业务能力在业内受到充分肯定。

他的确又不像一般人眼中的上海男人，追求精致风雅的生活之外，办起案子来，风格迥异，若长风出谷，大开大合，雄浑豪迈。他似乎忘记了地域文化之标签，更忘记了年轮的更替，虽已年逾六旬，依然反应迅速、思维灵敏，每时每刻保持着高度警备，如一头嗅觉敏锐的猎豹，伺机而出，在阳光下倾速奔跑。

他语锋犀利，单刀直入。

对于律师的名气，他说，恶炒当然也会出名。但是，真正脑子清楚的委托人，谁会将亲属的命运交给一个与现有司法制度、国家法治进程、实务司法机关无法兼容的律师？律师的名气，由执业过程中的个案积累而成，必须脚踏实地，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去打去拼，你承办过的每一个案子，都是无声的名片，如果能给当事人与司法工作人员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以实力获取对手的尊重，那么，口碑相传，上述人员均会都会成为你下一个客户的引荐者与介绍人。

谈到同行相轻，他说，并不赞成有些律师对同行办案风格动辄批评的做法。律师的基本素养是客观严谨，其发表个人见解必须以证据、以事实为基础。对于承办律师之外的律师，你在没有阅览卷宗的情况下，凭何发出指责甚至谩骂之音？譬如医生，大多根据病人症状，各项指标体系，结合病人体质，反复斟酌后，才会下医嘱，或者采取比较保守的疗法，或者采取比较激进的疗法，这均是我们应当尊重的，所谓“我的病人我负责”。即使有所异议，也应在了解全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抱着切磋技艺、治病救人的良好初衷对病情与治疗方案进行商榷，怎么可能一上来就对案件不做任何了解、与同行不做任何沟通，直接做出负面评价，甚至在同行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设置种种障碍？

论起律师情怀，他说，离开本行、离开业务、离开个案去谈情怀、谈技术，都是无的放矢。律师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尝试着利用自己的观点说服法庭。不管情怀也罢、技术也好，能够说服法庭、说服合议庭，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就是称职的律师、优秀的律师。

他敢怒敢言，无畏不羁。

他说，法律，尤其是刑法，距离政治很近，但是不应将每一桩个案政治化。谈案子，就应当在事实和法律的框架内来谈。法庭固然是一个大舞台，但它是展示律师高超的执业技能的舞台，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舞台，是为当事人谋取最大化利益的舞台，是通过个案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的舞台，而非律师借助个案宣传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不可否认，刑辩律师的某些行为，有些时候确实是无奈为之，虽然对推动庭审实质化具有一定积极影响，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其为律师执业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远超我们所获取的利益。

关于同行之间应该竞争合作还是各自为阵，他说，有些案子是需要团队配合的，比如非诉类案件。刑事案件，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并不需要去跟别人抱团。不作不死，你作，当然要意识到充分的危险性，且要勇于承担这种风险的变现。

他“感情”用事，当机立断。

看人凭感觉，对眼即收徒。如今他有徒弟五六人，最传奇的一位，只因在杂志中多看了一眼，便立即按文索骥将其从云南“喊到”上海。他一直自得的是，不输伯乐相马，看人尚未失手，徒弟个个出类拔萃。

果决断舍离，转投大成所。开办个人所十年，早已声名在外，但为了让助理们、徒弟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亦为了打造精品店而非专卖店的初衷，2012年，他携全所主力毅然加入北京大成所。如今回头看，他依然认为此举英明正确，五年下来，几个徒弟都已经成为合伙人，前途广阔。

虽盛名日久，江湖仍传微词。

正如易中天描绘上海人：“上海滩的名声不太好，上海人的名声也不太好。”这当然是概括表述，用在他的身上，不能说是恰如其分，亦代表了一些人的观点。

关于他，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绝不取证”。但他解释，原话并非如此，而是被人误解，他只是不赞成律师冒着违反法律的风险去调查取证。律师并无必要去证明当事人无罪，因为刑事诉讼法本来就秉承无罪推定之原则；他绝不因为证人陈述之词对被告人有利就立即制做调查笔录，而是要求证人出庭，一切在庭上解决。如果一个证人连出庭的勇气都没有，哪怕其所做陈述对被告人再有利，都必须放弃。

他最为一些人所诟病的是，被戴上“勾兑派”的帽子，并为此诞生了一场圈内著名的纷争。但他说，从地域上讲，他代表着上海律师的一种形象，对于勾兑之评价，绝对不能接受，有本事的律师最反对勾兑、痛恨勾兑，他凭专业吃饭，并不需要勾兑。

他是翟建，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部主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

抱住风云访谈

律师志向：有的时候，喜欢就是喜欢，没有原因

抱住：您大学时就选择了法律专业，那个年代学习法律的还属于少数，请问您选读法律有什么因缘吗？

翟建：我们这一届特别特殊，我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进大学时学的不是法律，当时叫做政治系。1979年，《刑法》颁布，《刑诉法》也颁布，国家法制建设开始恢复，法律人才一下子就显得很缺乏。二年级时，政治系分成三个系——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法律系，我们当时160个人当中有120个左右选择了法律系，我是其中一个。

抱住：自主选择？

翟建：自主选择。所以，学法律也许是我兴趣所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1979年才开始恢复招生，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上海地区“文革”之后的首届法律专业毕业生。

抱住：当时您对职业选择有什么规划吗？比如，学法律了，将来要做检察官或者法官？

翟建：有，我当时就准备毕业以后去当律师，结果也是阴差阳错。临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搞了一个模拟法庭，对一个法院已经判决的刑事案件进行实战演练，我去当辩护人。可能辩护比较成功，作为上海首届法律系毕业生，检察院、法院以及司法局都来向系主任，点名录取我，结果系主任要求我留下来，最后阴差阳错地就留校了，一直跟着我们系主任教刑法，上刑法课。

抱住：那个年代，虽然《刑法》和《刑诉法》都有了，律师制度并没有很健全，当时为什么就明确地想当律师？

翟建：有的时候，喜欢是说不上原因的，就觉得刑事案子特别有挑战性。留校任教后，1984年就开始当兼职律师了。

1989年，上海进行了第一次“十佳刑辩律师”评选，我被评上了第一名。那个时候我年纪也比较轻，30岁出头。在那样的背景下，后来就变得两头不能兼顾了，上课被开庭影响，开庭又受上课制约，只能考虑选择其一，我就从学校里出来，当专职律师了。

结缘大成：助理们、徒弟们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抱住：当时开办个人所还是很困难的？您是怎么创办个人所的？

翟建：当时《律师法》还没有这个法律依据，但已经有呼声说应该可以允许个人办所，大家就呼吁修改律师法。正好司法部律师司司长贾午光到上海来调研，贾司长就说，这个东西先试起来，去摸索，有了经验以后，咱们再来看法律怎么修改，要有一个试点，所以决定给上海试点。上海试点个人所时要求比较明确，第一专业要比较明确，第二要有一定的知名度，我又是非常乐意干这个，所以在2002年，整个上海，我是第一家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六年之后的2008年，《律师法》修改，才允许个人开业。

抱住：当时您的个人所办得也非常成功，后来为什么又转投大成所？

翟建：对于个人所，我当时就有一个目标定位，要开成专卖店、精品店。专卖店我自己可以做到，我只卖刑事辩护。精品店要社会来评价。到了2012年，也就是开所整整十年之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

第一，我开了十年的所，因为是个人所，在我手底下工作的助手们，通俗地讲，都不可能成为老板，永远只能当伙计。但是他们都跟着我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很优秀的律师。

第二个就是，我年纪也渐渐大起来了，2012年我已经55周岁了，也要考虑哪一天我不干了，这些助手们怎么办。

正好这个时候大成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他们找我说，大成上海刑事业务没有专门的部门，相对较弱，希望我能够加盟，把这一块给做起来。我觉得也很好，这样子就有一个更大的平台，让跟了我多年的这些助手们、助理们、徒弟们可以有个发展的空间，所以我就进了大成。

事实证明，进大成是对的，你看这五年下来，我的几个徒弟都已经成为合伙人，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晋升，也有更大的平台。

抱住：您当时没有打算在自己个人所的基础上转成合伙所？

翟建：我这样多简单，不需要另起炉灶。进入大成以后，对我个人来说，丢掉了很多日常繁琐的管理事务，可以一心一意地来做我的专业。要不然你看我个人所搞了十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讲的难听点，全所的吃喝拉撒尿都要考虑，这个牵扯到我很大的精力。

刑辩秘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抱住：您之前办了很多知名的案子，当时的普法程度还不那么好，以前会不会经常被人指责为坏人辩护？

翟建：刑事诉讼最好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控辩双方中，检察机关作为控方，他们可能更多地关注不放走一个坏人这一点，所以，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个责任就落在我们律师的肩上了。我经常这么说，也许一个坏人，因为我的辩护而逃脱了制裁，这种情况我不敢说没有，但是我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解脱坏人，而是为了避免好人受到冤枉。当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坏人，最终被放走的话，那一定是因为证据上的不足，事实上的不清。这样的情况下，本来就应该把他放走，所以也谈不上放走坏人，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侧重点不同，价值平衡点不同。

简单地说，检察机关是希望不放走一个坏人，而作为辩护律师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不要让一个好人受冤枉。如此，才能达到充分抗衡之状态，令我们更接近客观事实。

抱住：怎么样才能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

翟建：刑事辩护律师具有两大功能。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的当事人是冤枉的，那么你要去帮他申冤，我把它称之为“有冤申冤”；如果你的当事人是不冤枉的，那么你希望让他得到比较轻的处罚，就是“无冤求情”。

抱住：很多案子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定性了，经过你辩护可能会有一个很理想的结果，但是很难。遇到这种情况，您怎么处理？或者有什么秘笈？

翟建：刑事辩护，如果说有什么秘笈的话，我想把它概括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四个字——“实事求是”。如果再要说四个字，那就是——“恰如其分”。

讲白了，我们的刑事诉讼无非是根据同样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收集了一堆证据，检察机关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查，然后带着这一堆的证据讲一个故事给法院听，说这个人办了什么坏事，触犯了什么罪名。因为观察问题角度不同，或者说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对案件的性质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律师的责任，就是同样根据这些客观的证据，讲一个故事给法院听，阐述这个人无罪、罪轻等理由，然后让法院去比较两个故事，哪一个更接近于客观实际，怎样处理才更合适。所以偏激或者只顾一点只抓一点，不及其余、不全面地判断案子，辩论效果是不佳的，只有客观、准确，以理服人，才有说服力。律师最需要做的就是说服法庭接受自己的观点，接受自己所讲的故事。

抱住：现在经常有联合专案组等形式参与案件办理，比如一些职务犯罪等，您在执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怎样面对上级的指示或者批示呢？

翟建：我从来不受这些因素干扰，我辩护是根据事实、根据法律。其实很多所谓著名的案子，一些职务犯罪的案子，根据证据，我均做无罪辩护，上级批示、督办，与我的专业性作业没有关系，该怎么辩护，就怎么辩护。

律师名气：脚踏实地一个一个案子慢慢地积累

抱住：您接了那么多大案，他们为什么都首选委托您，选择相信您？

翟建：说句心里话，刑事律师最大的困扰，就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会有谁来找你。所以现在很多律师都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有些律师成天在微信群里给自己做广告，其实这是方向性错误，律师自己做广告，是不会有人来请你的。

我做了那么多年，为什么那么多案子来找我，其实很简单。

第一，上海，我最有名气的是什么地方？看守所。

看守所里，嫌疑人之间互相都会有交流，比方说你是什么事情进来的，我什么事情进来的，你这个案子判得不错，律师是谁，有人说律师是翟建等等。甚至有人已经有律师了，但他不方便跟那个律师说我不要你了，他会请同监嫌疑人（被告人）在跟律师会见的时候，让律师带个信给他家属，说我要请上海这个翟建律师。其实这些程序他们也是不懂，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向看守所提出来，看守所也有义务转达他们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你给曾经的当事人留下好的口碑，经过他的传播，只要其他当事人有支付能力或者觉得有冤屈，他都会千方百计地找到你。

第二个，我们现在社会一个比较常见的模式，家里只要有人出事，就先忙着去找人。找谁？找司法机关的人。我曾经法庭上的对手检察官，或者是听过我开庭的法官，他们当然会对我庭上的表现，对我的业务能力，对我的各方面，做出各自的评价。我经常会被当事人告知，说是通过一个法官介绍找你的，一个检察官介绍找你的，但是他们谁也不肯把法官、检察官的名字说出来，因为法、检内部禁止向当事人推荐律师的。但实际上，他们也理解错了，他们又不是这些法官检察官的当事人，他向亲戚朋友推荐律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不在他手里承办啊。所以，你在法庭上表现良好，对手也会成为你的客户的介绍人。

我在宜昌办过一个案子，我连被告人都没会见过。这个被告人有律师了，他想加强力量。因为是单位犯罪，就让单位请了我。按照我的理解，我应该可以会见他的，他是单位的法人代表，我是单位的辩护人，我当然要找法人代表谈谈。但是这个案子在全国比较有影响，司法机关不同意。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所以我都没见过他。开庭辩论，最后是判二缓二。显然他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出来了以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案子，而不是把这个案子介绍给他自己的律师，而且是个大案子，向周永康行贿的。所以，律师如果真正想要获得案源，真的想让当事人认可你，就要脚踏实地一个一个案子慢慢地积累，让司法工作人员也好、嫌疑人（被告人）也好，知道你的业务能力，认可你的综合水准。

抱住：就是见过的都说好。

翟建：对，你要做到这点，你辩护过的每一个案子都要给人家留下深刻印象。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你真的有水平，那么你出名就很正常，就顺理成章。

抱住：出名后，案件就会像雪球一样来了。

翟建：名气恶炒出来是没有用的，你恶炒当然也会有名。

抱住：但不长久。

翟建：不是，有人会怕你。其实真正脑子清楚的人，谁会将亲朋好友的命运交给一个跟司法制度、跟司法机关格格不入、难以融入的律师？负责任的人，是不会将案子交给这种律师的，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负责。

抱住：有赌博心态的人可能会选择。

翟建：对。这个不可否认。但终究长久不了。

律师情怀：离开本行离开个案谈情怀、谈技术，都是无的放矢（小标）

抱住：律师在竞争之中也有合作，您觉得律师应该抱团取暖还是各自为阵？

翟建：律师的业务不是唯一的，不是只有刑事辩护这一种，有些案子是需要团队的，像他们做非诉的，做一个项目，需要团队。做诉讼，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单兵作战。而且《刑诉法》规定，一个当事人最多只能请两个律师，所以做诉讼更强调律师的个人能力。

至于说抱团取暖，我不太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因为我觉得我干刑事辩护那么多年，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意图要迫害我，以至于我要去跟别人抱团，防止自己被迫害。就像是世面上流行的一句话：不作不死，你作你当然很危险，需要预见到这种风险，需要承担这种风险的变现。

抱住：一些重大案件发生的时候，媒体会聚焦，有些律师也会发声，甚至言辞比较激烈，可能社会上就有人评价他比较有担当，而另外一部分人又会说他对案情不了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翟建：还是以杨佳案为例，案件发生后，当时有媒体电话采访我，让我对这个事情谈谈看法，我说我不表任何态，他说为什么？我说可能他会成为我的当事人。

抱住：这是在杨佳委托你之前？

翟建：对，就是刚刚出事一审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看到一种现象，案子是人家律师在办，他在这边指手画脚的，还要指责人家别的律师干的怎么不行。这种行为，我认为都是应该受到行业纪律处罚的。你又没有看过案卷材料，你凭什么去指责人家？一个医生，根据病人的体质、病人的症状，可以采取比较保守的疗法，也可以采取比较激进的疗法，我既然是他的医生，是由我根据情况来判断的，你凭什么在边上说，这个时候应该给他开刀，这时候应该给他灌肠？这些其实都是对同行的不尊重以及对同行的贬损。我们有些律师喜欢这样干，觉得这样显示自己的水平比别人高？我觉得也不一定。

抱住：前段时间律师界有个讨论，律师应该要技术还是要情怀，有人认为，一个好的律师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还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您认为呢？

翟建：我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律师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要用自己的观点说服法庭，希望法庭接受你的观点。如果这个法官是比较关注情怀的，你就跟他来点情怀；如果这个法官是纯粹技术派的，你就要好好的用技术来说服他。不管情怀也罢，技术也罢，最终你能够说服法庭、说服合议庭接受你的观点，你就是个优秀的律师。离开了律师的本行，离开了具体的个案，去谈什么情怀，谈什么技术，我觉得都是无的放矢，说空话。

离开了具体的个案，什么情怀技术都是空话

冤案共性：没有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抱住：这些年有一些冤案，您从自己的办案经验上来说，怎么样去避免冤案的发生？

翟建：所有的冤案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没有认真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是意见的提供者，提供对事实、对证据的质疑，这些最终需要由法官来居中裁判。我认为，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是避免冤假错案的最好方法之一。

抱住：纵观整个司法实践，包括从公检法这块来说，怎么样才能更好地避免？翟建：主要是真正发挥法院的审判功能。其实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指控，他认为有证据证明事实，都很正常，最关键的，就是法院要真正发挥它的审判作用。我们现在强调庭审实质化，开庭就不能是走过场，必须是要实质性的。你们抱住举办的中美交叉询问培训，其实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使庭审流于形式，而是真正地在审，在审清楚的情况下去判。而我们现在证人不出庭等那么多的弊端存在，怎么可能把事情搞清楚，尤其是一些关键的证人都不出庭。

其实公安办案子也好，检察办案子也好，尽管法律要求他们客观，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但基于他们的立场，总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认为当事人都是坏人，他只收集无利的。

抱住：有罪推定。

翟建：就是有罪推定。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我是江苏省公安厅的法律顾问，我在给他们那些领导讲无罪推定课的时候，有个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也很有启发。他说，翟律师，我们警察都是有罪推定的，我们来找你就是认为你有问题，我是推定你有问题才来找你核实的，如果说我们都搞无罪推定，那么这个案子就永远破不了。我凭什么找这个人，我当然是怀疑他。我觉得这的确也有他的职业特点，也不能说他错，你要说都无罪推定，那警察凭什么找你。

所以，这里面最主要的还是法院要能够发挥它的审判功能，真正地审案、判案。

说老实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说，我看到最高院一个领导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搞不明白，控辩双方去辩、去据理力争，怎么样都没关系，怎么律师老是跟法官搞起来了？就是审和辩发生冲突了，你看看我们国内这些都是审辩冲突。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律师觉得我跟公诉人的观点不一致是很正常的，我们两个人就像一场对抗赛，法官就是一个裁判，当案子还没有判完，在开庭的时候，裁判就显示出了你的那种倾向性，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法官甚至搞得像第二公诉人一样，那就是律师最不能忍受的。因为这就相当于裁判吹黑哨，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你看球场上，经常比赛双方互相之间可能没打架，倒把裁判给打了，裁判不居中，他是不能接受的。就这个道理。

“306条”：我不赞成律师冒着法律风险去调查取证

抱住：说到辩审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提起刑法“306条”。有人说您曾说过“绝不取证”，是这样吗？是为了避开“306”条的规定？

翟建：首先，我这句话的原意，或者全部的含义不是这样说的，是被有些律师误解了。我的原话是讲什么呢？第一点，我们律师是没有必要去证明我的当事人无罪的，因为说好的无罪推定，而且无罪实际上在一般的情况下是无法证明的，你怎么证明“无”？比如让你证明一下你从小到大没偷过东西，你怎么证明？逻辑上说，证明只能明“有”，不能证明“无”。所以我不赞成律师冒着法律的风险去搞调查取证。

第二点，我说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证据，一类是主观证据。书证、物证这一类的客观证据，如果你发现对被告人有利，完全可以大量的去调查取证。而且你还可以打个报告请法院调取，是吧？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你可以要求公安、检察院收集，对不对？而且有些东西，比方说银行的流水，你能收集到吗？律师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客观证据只要对被告人有利，你完全可以大胆地去收集。

但对于主观证据，证人证言这一块很危险。我说的我绝不取证，讲的就是我绝不因为这个证人讲的对被告人有利，唉呀，我就赶紧给他做个调查笔录。现在有一些律师，也蛮奇葩的，把证人带到公证处去，当着公证处的面问话，做笔录，然后公证，这样就安全了。

我不赞成这种方法。这个证人说的对被告人越有利，我越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他出庭。证人出庭的时候首先要向法庭签保证，然后控辩双方，包括法庭都可以问你。你怎么回答？证人自己回答去。反正哪怕你做了伪证，与我律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去叫你做伪证，对不对？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一个证人连出庭的勇气都没有，这个证人哪怕说得对被告人再有利，你就放弃，不要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如果不敢出庭，你给他做个笔录，笔录做完了以后你得交给法庭吧，你不能突然袭击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你提前五天就要交给法庭，法庭会把这个证据交给控方，这是公平的。那么控方会怎么样？如果一发现这个证据居然关系到这个案子能不能定罪，就会去找证人。按照法律规定，会把他叫到两种地方，要么在他的住处，要么在他的工作地方，要么就到检察机关、办案机关来跟你核实调查，你说那种心理素质差到法庭都不敢上的证人，如果被检察院、被控方找过去，他精神上能顶住这种压力吗？他能把话讲得对你律师有利一点，以至于律师不被控方追究都已经是好的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说，这是律师让我这么说的。那些律师现在搞公证的，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点，也只能避免这一点，所以我说的绝不取证，讲的就是对这些证人、主观证据，我绝不简单地用做笔录的方式，要求法庭根据笔录来认定和判决，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抱住：这也是规避风险的一种。

翟建：我们律师不是非常希望能够庭审实质化嘛，不是非常希望能够证人出庭嘛，那作为辩方，你要率先做到这一点。事实上我每一次请证人出庭的案子，我觉得审判的效果都蛮好的。

抱住：会不会遇到你申请证人出庭了，但是法庭不允许的情形？

翟建：经常遇到。证人分两种，一种是我自己找的证人，就是辩方证人，一种是控方证人，证人出庭很少会得到法庭的允许，这是我们目前整个司法实践当中的一种通病。

也有一种就是你申请了，法庭就把出庭通知寄出去不管了，或者打电话找到证人，说你什么时候来出庭。没有人愿意去，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是说，他没有真心实意地希望证人出庭，或者说保障律师的证人出庭要求，这是我们目前刑事审判当中的一个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