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寻找法律的印迹。

我们希望能找到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律人，逐一做贴近访谈，聊业务，话学养，侃人生，谈理想……

成功者的经验虽不可复制，却可以借鉴；虽无法模仿，却可以汲取。听大咖们分享快意人生，与所有爱学习的法律人共同进步！

本期推出翟建专访——《翟建：谁会将亲属命运交给一位与法治进程无法兼容的律师？（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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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建 —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顾问

无罪辩护：最难的是，你说得再有理他就是不理你

抱住：像您办案这么多年，有很多无罪判决吧？

翟建：有很多不敢说，有一部分吧。

抱住：我看统计的结果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翟建：那肯定是。

抱住：这离您的目标还有距离吗？

翟建：有相当大的距离。我是2002年11月1日开的个人所，2012年底和大成并掉了，正好是十年。关所以后，我做了个统计，发现不多不少，十年间我为150个案子做了无罪辩护，只有18件获得了全案或者部分的无罪。也就意味着，还有132件的无罪辩护是被法庭否定的，没有采纳的。所以检察日报那年搞了一个座谈会，说咱们怎么样避免、防止冤假错案，我就提出一个观点——防止冤假错案应该从纠正冤假错案入手。你不能说以后的防止发生，前面发生过的，怎么办？我们为什么要防止冤假错案？就是因为我们出了很多冤假错案。

但我们现在看到只有那么几起，要么是亡者归来，要么是真凶到案，还有更多不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不敢说我有多高的水平，起码我够资深了。而且我也是搞刑事专业出身的，我这个人又是那种绝不会认为是有罪硬往无罪上辩的，我辩无罪的案子，都是我自己真真切切感到是无罪的。那么好，哪怕我自以为真真切切，我自己水平不错，我还是讲错了90%，起码还剩下10%是对的，那么132起我说无罪的案子你给判了有罪，132个人，咱们取一个10%的话，起码我一个人手里你还有13个冤假错案没平反，对不对？你冤假错案已经造成了，不平反谈什么防止冤假错案，我觉得都有点不够务实。

而且我还讲过一个观点，错案追究应该缓行，慢点开展。为什么？因为这些错案的发生，是有很多客观原因造成的，你不能只追究几个人。而且往往是错案追究制，妨碍我们平反错案，妨碍我们纠正错案。

抱住：每一次冤案平反，都会讲到问责，往往问到的不一定是真正决定冤案的人。

翟建：对。等于是平反了一个错案，实际上可能又冤枉了某些人。所以我认为不要急着去追责，先把冤案平反掉。2008年在最高院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就建议用特赦方式解决一批疑似冤假错案。有很多案子，在法律上还没有平反之前，我们不能说就是冤假错案，法律在生效，犯人还在服刑，但是有很多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判断，哪些有可能是冤假错案，也就是我说疑似冤假错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被告人被判了死缓，说他杀人了，到现在23个年头过去了，人家在里面就是不认罪。

抱住：不认罪不能减刑？

翟建：对。死缓变无期后，到现在还是无期。现在只要认一个罪，就可以减刑，甚至出去，假释嘛，法律上一点障碍没有，但他就是不认罪——我要出去，就要清清白白地出去。那么这样的案子连出去都不肯出去，说他是疑似冤假错案，总够格吧。所以我建议用特赦的方式，来处理一批疑似冤假错案。特赦是宪法规定的一个工具，我们以前也特赦过战争罪犯，已经好多年不用这个工具了。比方说，到明年2019年，我们建国70周年，就在这样的日子，用特赦的方式，把这些疑似冤假错案的人，在里边没有违反劳动改造等规定没有其他犯罪情形的，先给他特赦，这样我觉得可能社会矛盾可以得到缓解。

而且特赦不一定要说谁对谁错，也不需要去搞什么追责，没有很大的阻力。2008年我提过没被采纳，现在2018年了，我倒是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够引起关注。老百姓都过好了，社会矛盾越缓和越好。

抱住：您觉得无罪辩护难在哪里？

翟建：如果说最难的难点，就是你说得再有理，他就是不理你。如果说他能够认真地来分析倾听一下律师的意见，其实都不难。

抱住：其实又回到根子上，实现庭审实质化。

翟建：对，庭审实质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内部各种各样的考评制度，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司法机关的考评制度现在被废掉了一些，比如公安机关破案率，检察机关诉判一致率等等。就拿诉判一致率来说，就是我起诉十件事情，法院认定了九件，有一件被否了，就好像我起诉就有错误了，这种考评非常不科学。我们刑事诉讼法上为什么要有回避制度？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判决结果和办案人员有利害关系，但这种考评制度导致了所有的判决结果和办案人员都有利害关系。

我跟上海高院以前分管刑事的院长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们为什么把那些优秀的法官都放在刑庭？把其他的不那么优秀的法官放在其他部门？他马上就跟我说，你别胡扯，什么时候有这个事情，你这样说了，到时候要造成我们法院内部的矛盾了。我说，你敢说没有吗？你去看看你的报表，刑事案件的二审改判率和民商事案子的二审改判率，你只要看一看就会发现，优秀的法官都在刑庭，因为刑事二审永远都是“维持原判”。

抱住：（笑）倒推优秀。

翟建：没有实质意义的。如果二审考评换一种方式，比如你今年一年改了下面几个案子，改的多了，说明你工作认真、业务能力突出，要是用这个来考评，你看看二审的改判率，肯定又不一样。所以，考评很有导向性，考评标准不同，带来的相应状况马上就不同。

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二审法官和一审法官都是工作关系，大家都关系好得很，一审法官说你帮我改一个案子，我今年的考评就完了，评先进没有了，升庭长副庭长也泡汤了，都跟个人利益牵扯着。

获评首届东方大律师后，翟建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

关于律师派别：我代表着上海律师的一种形象

抱住：你也曾经受过“死磕派”律师的“死磕”吧？

翟建：他们跟我倒是没有什么可多磕的，对吧？只是把我说成是勾兑派律师，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我最反对的就是勾兑。我认为有本事的律师是最反对勾兑的，我凭专业吃饭，我勾兑干嘛呢？勾兑是抢了有本事的律师的饭碗，对不对？而且坏了整个司法系统的风气。我可以绝对到什么程度，我现在基本不抽烟了，当年我每天抽两三包烟的时候，大概还没有任何一个上海的或者哪里的司法人员抽到过我一根烟，我当他面拿烟抽，我也不会发给他，我觉得没必要。

抱住：前段时间司法部公开说律师没有派别之争后，您有什么想法？

翟建：我根本不会大张旗鼓的去弄什么，不要说往大里说，就往地域上说，我代表着上海律师的一种形象。从2007年到现在整整十年，上海才评了三届东方大律师，我是第一届的第一名。而且非常荣幸地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在是咱们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在上海我始终就是上海律师的一员，他们都是引以为荣的一员。

抱住：标杆性人物。

翟建：不能这样说，但至少坚守着刑辩律师的业务水准与执业道德规范。

抱住：说到“勾兑派”，无论法官还是检察官，他们首先都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人和人之间都应互相尊重，律师并不必然地需要跟法官检察官对抗、敌对，只要不通过跟他们的关系来谋取案件利益，跟他们关系好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吗？

翟建：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历史所形成的。比方说我，前面介绍了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文革”十年沉淀下来的，能考上大学都是人精，智商都不是问题的。我们这一届120个人，毕业后分别到了法院、检察院，或者当律师，同学里面正厅级的一大堆。这些人本身是从那样的年代过来的，人相对来说比较正统，所以到了法院检察院都提拔得很快。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跟我是桥牌搭档，进法院两年多一点，就成为正庭长。也就是说，这些法院、检察院的领导，一度都是我同学，我们同学之间本身就关系比较纯洁。他手下这些人，讲的难听点，也不敢乱来。乱来的话，我实事求是，投诉到他业务主管那里去。讲的直白一点，我没有需要勾兑的必要，我勾兑啥？

抱住：也没有必要跟人家敌对。

翟建：对，我当然不会敌对，大家关系都比较好的，我当过大学老师，很多学生都是很优秀的。有一个学生当法院院长，他下面一个法官有次发言：“什么大律师不大律师，到我面前，不都得老老实实。”虽然他不是针对我，我听到以后，遇到院长，我对他讲：“你告诉你这个法官，律师看到他老老实实的，敬畏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帽子上的国徽（当时法官还戴大沿帽）。”院长回去开全院大会，把此事作为典型进行讨论，法官也接受了教训。

抱住：这个院长也是特别正直的。

翟建：是，很正直。

“舆论影响案件，绝对应该成为例外”

舆论与司法：舆论影响案件，绝对应该成为例外

抱住：现实中，有一些案件真的是在舆论的推动下，会有一个反转或好一点的结果，对舆论影响裁判，您怎么看？

翟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正因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可能也误导了我们有些律师——在法庭上得不到的东西，到舆论上去寻求。我办那么多年案子，从来不在任何地方公开讨论自己办过的案子，这是一个法律人基本的素养。至于说有些案子的反转，是不是真的因为舆论关注的结果，有些比较明显，比方说于欢案、许霆案，2017年几个案子等等，这些确确实实是有舆论的推动。我不大赞同这种用推动这个词，是舆论把他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知悉了，这是舆论所起到的一个好的效果。但是我认为不能用舆论影响案子作为一个常态化的东西，这绝对应该是个例外。

法庭是展示律师技能的舞台，而非宣扬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

抱住：您前几年因为代理杨佳案，跟所谓的人权律师结下“梁子”，他们也对你有很多争议，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翟建：背后的原因啊！背后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某些制度不满，希望借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负面评价这个体制。其实在我看来，杨佳案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子。那个造谣的说警察把他的生殖器打坏了什么的，完全是谣言，根本没有那回事，那个人也被抓了，后来是放掉了，也是请我们所的律师去辩护的。对于杨佳被警察殴打，警察是违规的，这个我倒是认为可能性较大。

抱住：对，嫌疑人被打，也很正常。

翟建：其实他有些历史背景，大家并不知道。几年前他曾在太原因为买火车票，插了队，与维护秩序的警察争执，也是被警察打了，被打掉了一颗牙齿，然后他与母亲向警方投诉，最终获取几万元钱的赔偿。在上海，他骑自行车游玩，警察查看他身份证，他未随身携带，语言中发生冲突。这些录音我们都听到的，对不对？

抱住：对，他有先骂人。

翟建：说句老实话，我觉得他就是想要挑衅警方。到了派出所以后，他给他妈妈打电话也是有录音的，他告诉妈妈说，“我又被警察打了，又被警察打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我问他，怎么打你的？他说就是给了我几巴掌，踢了我几脚。然后他就开始要求处理，分局的督察赶来了，当然那些警察都不承认打他。督察说，你先回去，到时候处理。他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你说骑着自行车回家，能有多大的伤，没有多大伤。过了一年，他跑到上海，在上海旅行了十天，然后回北京住了一晚上，再坐火车返回上海，随即就做了这个事（备注：杨佳，北京人，2008年7月1日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2008年11月26日上午，经过最高法院核准，杨佳在上海被执行死刑）。

抱住：各种准备。

翟建：他跑到人家公安分局去杀人了，这样的案件，只要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是唯一的选择，对不对？

抱住：对。像这样的案子，律师最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辩护效果？

翟建：最希望的就是他能够活。那么他能活的唯一理由是什么？除非精神有毛病。所以他们给他做了个鉴定，说他精神没毛病。我在法庭上就用这个鉴定的标准，跟他的行为一项项比较，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呢？他的精神是不正常的。只是这个标准里面把精神病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分裂型精神病，一种叫做偏执型精神病。我承认他没有分裂型精神病，但是他有偏执型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病的八项指标，他符合了七项，我认为这个东西要客观地加以认定，我申请重新鉴定。

而那些所谓的人权派律师，他们希望什么呢？说你应该要求那些警察出庭。我通知警察出庭，那警察说没打过他怎么办？他说凭你的经验，你完全可以修理他们。我为什么要去修理他们？我的辩护词讲得清清楚楚，前面在派出所大厅里面，都有录像没打他，最后的镜头是你们六七个警察，抬手的抬手，抬腿的抬腿，拽头的拽头，把他弄出了镜头，去另外一个房间，你现在跟我解释说，房间里的探头坏掉了，那你就是打了。你把他弄到派出所是行政执法行为，你证明不了你是合法的，那你就是非法的。所以，我不需要找这些证人出来证明，对不对？

抱住：对。

翟建：这个关键我已经讲清楚了，我已经能够论证清楚的事情，我找证人干嘛呢？我不愿意那样干，我可以不愿意那么干，对不对？

说老实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个体制有病谁看不出来？都知道。

你的方式是拿一把药，拿个刀子顶住这个病人，说你赶紧把药吃了，不吃我就捅你。而我拿杯糖水，拿把药，跟他说，你好好喝下去，喝下去对你有好处。你说你就一定是对的吗？我就一定是错的吗？说实话就像一个小孩子吃药，你捏着他鼻子灌也是一种方式，你哄他吃也是，你说把他哄着吃下的这个人本事大，还是你捏着鼻子灌他的本事大？

抱住：异曲同工。

翟建：而且法律尤其是刑法离政治很近，我认为不应该把一个个的个案政治化，谈案子咱们就就事论事，以事实和法律来谈，为当事人争取利益最大化。法庭固然是一个舞台，但它是展示律师高超的精湛的执业技能的舞台，而不是宣扬你律师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我们很多律师搞不清楚这一点。

抱住：从结果上来看，杨佳对您的辩护满意吗？

翟建：杨佳他不可能对我的辩护说满意和不满意，因为这是个悖论。我说他有精神病，他说对我辩精神病很满意，这不可能，他的父亲是表示满意、表示谢意的，我也不会去征求杨佳的意见，说你满意不满意。

抱住：我看您之前谈过，你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还是很愉快的。

翟建：不是很愉快，就是说很放松的。而且通过交流，我觉得他思维逻辑不清晰。我跟杨佳说，你要说当场有气，这过了一年多了跑过来，这些人跟你无冤无仇素不相识，对不对？他说对。你说打你的是派出所的人，也不是公安局的人，对不对？对。我说你现在造成这样的结果，你内心没有什么愧疚吗？你难道不应该向这些死者表示一个歉意吗？我本来是想说服他二审的时候表这个态的。他不干。他说打我的是警察，我现在杀的也是警察，我没有什么愧疚的。我就说，好吧，那你为什么回去北京一天再回来上海呢？北京不是有很多警察吗？你直接在北京干不就完了吗？他一下子语塞了。

抱住：有点春秋笔法的逻辑。

翟建：他的逻辑是混乱的。我跟他的交流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小花絮。包括他为什么要杀人，本来他是想投诉的，他说在家里，我不知道警方找到没有，他买了两千个信封，两千张邮票，他说本来准备写完信后一封封发的，后来突然发现太麻烦，不如干脆到上海来杀人。你说这是什么逻辑？

法庭是展示律师技能的舞台，而非宣扬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

师徒传承：只因在杂志中多看了一眼，立即从云南喊来高徒

抱住：刚才您说到您的徒弟都很厉害，您带了多少个徒弟？

翟建：不多，朱树英算一个，张培鸿算一个，五六个。

抱住：您带徒弟有什么标准？

翟建：有的时候就是凭感觉。我带的最传奇的那个徒弟，叫张培鸿，很有名。很多年前，一本《中国律师》杂志不知道怎么就在我桌上了，我随手一翻，有个二分之一版面的小文章，我一看，这个文章写得好。再看作者的单位，是云南昆明的一个律师张培鸿。然后我就打电话查到他们律师事务所，打电话找到他。我说想不想到上海来发展？他很懵，他问你是谁？我说我是翟建。他没听说过。那时候他才做了一年的律师，我就认定这个人是块材料，毫不犹豫地把他叫到上海，我说你来我给你买单。到了上海以后我问他，你在昆明一年半收入有多少？我看他是想了一下，他跟我说一年半收入20万，那个年头，2001年的时候。

抱住：非常不错的业绩。

翟建：我是不相信的。我说好，那你到上海来，住由我提供，我给你20万年薪，就把他拉过来了。后来他做刑辩做得很优秀，现在跑偏了，要去做神父。很有特色，很有文采，很棒的一个人。

抱住：所以人家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看到一篇优秀的文章，很多人就是欣赏欣赏，不会行动的。

翟建：我是立马行动的。我对我的徒弟都很好的。他到了上海以后，住在我提供的房子里面，他住的蛮安逸的，就不肯买房子，说上海房价会跌的。我说房价可能跌吗？怎么可能跌？你赶紧去买。他一直不买，后来我一光火，就帮他看中一个房子，帮他付了首付，首付送给他。你可以看看现在上海的房价。

抱住：您对他这么关照，就是因为爱惜他的才华？

翟建：对，就是。这么说可能有点抬高自己。我觉得，对一个事情判断，可能有你自己的天赋在里面，就说我是伯乐，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匹好马，起码到现在为止，我看人没有失手过，我招的徒弟个个优秀。

抱住：据说您对徒弟都是大手笔。

翟建：我办个人所的时候，凡是我的徒弟，一人送一台车，为了方便他们去会见。

抱住：您代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比如“上海社保案”、“杨佳袭警案”、“11.15大火案”、“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案”、“澳洲皇冠集团涉嫌境内赌博案”、“安邦保险集团案”等，您觉得最得意的案件是哪个？

翟建：谈不上，谈不上哪个是最得意的。

抱住：那有没有最遗憾的呢？

翟建：当然有。太多了。

抱住：有代表性的呢？对你职业比较有影响的这种。

翟建：对职业有影响的倒谈不上。但遗憾的案子很多的，就是自己的观点没有被法院采纳。

抱住：是因为辩护权没有得到保障？

翟建：不是，辩护权我觉得都得到保障了。有的时候我都搞不懂有些司法人员的思维逻辑。，比如最近我手头上的一个案件，很简单的，被告人是一个服装厂女厂长，她以前在日本打过工，回来以后开了一家服装厂，接外销的单子生产服装。日本前几年有专门的劳务签证，中国人可以去打工，有些劳务派遣公司专门做这个业务，一签可以签三年，就可以在日本打工三年。后来日本方面可能觉得自己就业情况也不太好，就把这个外来劳务签证给取消了。日本本地人工资太高，日本老板就到国内来找她了，说你能不能在外面招一些人，把他们派到我这来，三个月一轮转。那么她就干了。

抱住：招人？

翟建：招人。然后这些人就到公安局去领护照，办签证，日本领事馆也签给他们三个月。他们跑到日本打工三个月后就回来了，就这么周转大概有二三十个人。这个日本老板的行为在日本可能是违法的，但现在把她抓了，给她定的罪名叫组织偷越国境罪。那么，护照是公安机关发的，章也是你盖的。他们是买了飞机票通过正规途径走的，这些人的行为并非偷越国边境，怎么叫做组织偷越国边境？就这么浅显的事情，按照承办人员的说法，要判七年以上。她没有谋一分钱的利益，就是念原来老板的情，帮他解决用工经济的问题。但办案机关说，这个签证是商务签证，到日本是不能打工的。我说好吧，确实是不能打工，但是这个规定是谁的规定？不是日本人国内的规定吗？

抱住：应该归日本管。

翟建：对呀，归日本管，归你管吗？即便是日本人管，根据国民保护原则，我们也应当首先保护自己的公民啊。怎么会日本人不追究，我们自己人倒开始追究呢？社会危害性体现在哪里？侵害了我们刑法中的哪种法益？到公安说不通，检察院也说不通。这个案子刚刚到检察院，我们已经写了几十页的材料，他就是不理你。如果以研修的名义打工去了，就能构成偷越国边境罪，那假设我就在那玩三个月回来了，你能不能定我罪？

抱住：肯定不能吧。

翟建：所以，有时候即使我们不是那么太懂法律，依据常识就能判断。

“上海人”：说我不像上海人，那只是你以前没见过上海的精英

抱住：那您现在回头看，这一路走来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

翟建：我觉得谈不上最骄傲，我就是比较幸运，获得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有很多人工作、挣钱，但是他并不一定喜欢，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做律师尤其做刑辩律师。当时我带的大徒弟，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叫朱树英，他以前是跟着我的，后来他去当建筑房地产律师的时候，说刑事这块我做得很辛苦，不如跟他一起去做建筑房地产。我说你那个不好玩，还是做刑事好，有挑战性，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

抱住：您现在一年平均接多少个案子？接案有什么规划吗？

翟建：2017年我还真没有统计过，大概有二三十个，我是根据我一年的创收来倒推的，因为我收费也是有个底线的。

抱住：每年二三十个案子，那么多。

翟建：不是很多。我有助手，我现在试图把刑辩也搞成团队化操作，我主要负责出庭，他们负责把客观事实搞清楚，证据核实扎实，然后与我进行有效沟通。我要求他们在看卷时，将对被告人最不利的证据和最有利的证据摘录出来，然后我们来共同分析针对最不利的证据，有什么办法来化解它，最有利的证据，怎么样来强化它。就是说，客观事实部分，主要由他们来完成，我主要负责如何把庭开好，怎么样把道理讲透。

抱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言传身教的机会。不过，即使这样合作，其实也蛮辛苦的。

翟建：是，我坐飞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软件——航旅纵横，我战胜了99.9%的人。这个软件我用了没多久，应该是从我下载了这个APP以后，给我统计的，到目前为止，飞行记录440余次。

抱住：空中飞人！

翟建：我习惯了这种节奏。

抱住：而且您年龄也应该不小了。

翟建：61周岁了。我是1957年4月1号出生的。

抱住：完全看不出来，无论从形象、思维、言谈，反应灵敏，节奏紧凑。那您有没有一个规划，什么时候退休或者其他打算？

翟建：我一直想退休，但退休好像也不太现实，只能说把这个频率放慢，费心的事能不管就不管，接一些案子把它做精，能够出一些比较经典的案子。咱们司法环境，尽管不如意，总体上来说还是慢慢向良性发展，已经进步了许多。尽管顶层想法到达基层会有一段时间，我相信总还是会到达的。上次你们举办中美交叉询问，为什么我一听说就来听，我们国内因为以前证人不出庭，控方、辩方包括审判方，想询问谁也没有对象，仅是针对被告进行讯问，随着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在庭审实质化过程中，这一块确确实实是会派上用场的。

抱住：您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翟建：对，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籍贯是山东的。

抱住：对于上海人，余秋雨和易中天老师分别有过评价，挺有趣的。余秋雨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易中天老师修正说：“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在外地人心目中，“上海人”经常被贴上清高、精明、赶时髦、难相处等标签，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您觉得准确、公平吗？上海人其实是啥样的人？

翟建：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要靠祖祖辈辈生长于此的民众日积月累来打造。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如果说粗略的分，都可以分为两大类，市民阶层和知识阶层，或者说比较精英的阶层。以我来看，很多地域性文化标签，无论褒扬还是戏谑，确实代表了特定地域范围内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生存空间状况。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实际上真正推动特定区域快速发展的，是所谓的层次较高的精英阶层，他们或者是上海的土著，更多的是来自全国的优秀人才。关于上述对上海人的戏谑，比较这些精英而言，就不太适合了，也可能完全不同了。

抱住：您刚才说籍贯是山东的，听跟您接触过的人讲，您给他们的印象是非常豪爽。可能在您的身上，上海的精细、山东的豪爽，两种风格有机地融合了。

翟建：这一点，如果有人说我不像上海人。我就回答他们，那只是你没见过上海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