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作品《罗生门》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天,武士牵着马进山,妻子端坐在马上。山间小路上,躺在树下的强盗被马上女人的美貌吸引遂起歹念。他骗绑了武士,强暴了女子。而路过的樵夫发现武士的尸体后慌忙报官。

　　杀死武士的无疑是强盗,案件处理的矛盾集中在杀人的动机和凶器上——究竟是长剑还是短刀。每个人的说辞都完美无缺。甚至是已经死去的武士,借着托灵的巫婆之口叙说的口供都似无破绽。

　　强盗并未否认自己杀死了武士,然而他口中的武士与自己用长剑激战二十多回合不幸落败,也算是好汉一个,而自己则是一个英勇善战、光明正大的男子汉。将一个手握短刀的烈性女子降服,让她顺从地满足了自己的欲念,是一件让自己无比得意和自豪的事情。

　　女人承认自己被强暴,感到十分屈辱,而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武士,其冰冷的漠视令自己痛苦万分。于是,她拔出短刀让武士杀了自己,但因悲伤过度昏厥了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发现短刀插在武士的胸口。她想要自杀却没有胆量,此时强盗早已不知去向。

　　武士托巫婆的口述说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强盗在自己面前强暴了妻子。随即却见妻子转而追随强盗左右,并要求强盗杀了自己。他愤怒万分。此时强盗一把推倒女人并表示不齿,并问武士如何处置她。武士心下原谅了强盗,却无法容忍妻子的恶毒。带着对她的诅咒和怨恨,武士悲愤地拔出短刀剖腹而死。而女人和强盗,包括那柄短刀,都已不见。

　　罗生门殿外的雨依然滂沱。樵夫和路人依然在檐下等待雨停。风雨交加如同樵夫内心思潮的激烈碰撞。他终于开口,诉说出他亲眼所见的事实的真相:强盗在强暴了女人以后百般抚慰希望她跟他走。她无法决定,想要自己的丈夫和强盗以武力决战,而自己会跟随胜出的一方走。然而武士是懦弱的,他表示不愿意为她冒生命的危险,并且责问自己的妻子:“在两个男人面前出丑,你为何不自杀?!”此刻强盗说了一句话:“不要这样对待她,她们不是男人,她们无法克制地哭,是因为她们是弱者。”而女人霎时明白过来,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的无耻而懦弱。她质问他身为武士却为何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并且对强盗亦百般嘲讽。在她的挑唆下,两个男人终于彼此拔出了长剑开始决战。然而,两人的姿势和剑法杂乱无章,毫无气概可言。武士的死也仅仅是无意间的事情。等强盗回过头来,女人已经不见。

　　那么,樵夫为何不愿意说出真相呢?他说自己不愿意卷入案件。而事实上,只是因为他一时的贪念,偷偷拿走了那柄价值不菲的短刀而已。他意图隐瞒的这件事情又被听他口述的那个路人揭穿。

　　围绕强盗如何杀害武士这一事实,几个亲历者基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从不同角度“修改”并“重塑”了案件事实:

　　——强盗的版本中,自己是凭借实力赢得了女子的心,于是在后来的决斗中杀死了武士。

　　——女子的版本中,强调了自己的忠贞、无助,而武士的死则是他自杀所致。

　　——被害武士的版本中,难以容忍妻子的不忠而破腹自杀。

　　——按照看到整个经过的樵夫版本,强盗在强暴了武士的妻子后,恳求女人做他的妻子,女人暗示二人应决斗,武士意外被害。

　　——而樵夫的这个版本也并不完全客观,是他偷走了价值不菲的短刀。

　　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参与者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给出说法,有意无意中流露出各自的私情,从而能动地塑造着案件事实。于是,各种主观性被植入或凝结到“案件事实”中。最终被认定的所谓犯罪,实际上是犯罪定义者自身的各种主体性与定义对象既有交集又有差异的复杂结果。

　　具体案件的定义过程,其复杂程度还不止于此。不仅犯罪现场的亲历者各有所图,就连司法者也未必就是纯粹的中立第三方。

　　犯罪化不仅是个立法过程,也是个司法过程。具体案件的处理中,对同一案件事实,也存在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说什么,不说什么,效果完全不同。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罪·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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