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承认才不会死在看守所”的悲怆追问

央视《面对面》2014年5月11日播出节目《从死缓到无罪》。报道称，2003年，贵州毕节一名普通农民张光祥因涉嫌一起抢劫杀人案被捕。在看守所，他遭到了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并被一审判处死缓。经三次上诉，最终无罪释放。回忆起这段经历，张光祥说：“我当时只有早点承认，才不会死在看守所。”

这起冤案有太多不可思议！同村村民许晋在其私人诊所受害，只因张光祥未参加许晋的葬礼就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张光祥不承认，就被吊起来打，四天四夜不让睡觉，不给饭吃；张光祥提供了案发时不在现场的线索，并有证人证明，但不被采信；贵州省高院做出二审裁定，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毕节市中院第二次一审判决，仍维持原判，依然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贵州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三年后，地级市中院做出第三次一审判决，依然认定张光祥犯抢劫罪，但刑期从原来的死缓变为有期徒刑15年……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的。张光祥所遭遇的苦难，令人黯然。尤其是，张光祥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被刑事拘留那年，张光祥37岁，当年尚在初中的两个孩子，因家庭变故辍学打工。期间，大儿子在福建打工时遭遇车祸，造成了八级伤残，精神也出现障碍。张光祥年迈的父母，也因为精神上的打击神志不清，母亲遭遇车祸，脚步残疾。谁来负责？

张光祥的不幸遭遇，让我们很容易想到以强奸致死案服刑近10载的浙江张高平叔侄，想到赵作海、佘祥林，甚至还能想到聂树斌……早在60年前的1953年，当时的公安部就提出不得刑讯逼供。但在现实中，刑讯逼供很难绝止。究其因，一些人认为不刑讯逼供就拿不到证据，不刑讯逼供就不能快速破案，不刑讯逼供就不能捞取政绩……刑讯逼供大行其道还与违法成本过低，以及辩护律师不在场、审讯时不全程录像有关。

张光祥案迎来转机，是因为2013年中央政法委发布了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的通知，并开始推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三年以上尚未审结的案件的清理工作。2014年4月29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地级市中级法院，对张光祥抢劫上诉一案公开宣判，判决宣告上诉人张光祥无罪，并当庭予以释放。

沉冤昭雪是第一步。更须追问，是谁制造了冤假错案？如果只纠正冤假错案，而不依法处理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既是对法律的二次伤害，也无法显现震慑性效果，更不要说告慰蒙冤者了。以张高平案为例，张高平出狱后，受访时坚决表示：“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同样的逻辑是，对张光祥刑讯逼供的都是哪些人，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为什么冤假错案那么多，不正因为一些人办错了案却不用负法律责任吗？“司法裁判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涉案当事人也是百分之百的伤害。”防止冤假错案，是司法公平的底线，是公民安全的底线，也是法律尊严的底线。减少乃至杜绝冤假错案，须从依法惩处责任人开始。

减少冤假错案，必须坚持疑罪从无。不少人认为“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实际上，不可能所有的命案都能侦破，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减少冤假错案，还需确保司法独立。赵作海冤案是如何生成的？离不了政法委的所谓“协调”，赵作海不是杀人凶手，但2002年8、9月间，河南商丘市委政法委第二次就赵作海案召开协调会，经过协调，赵作海案就具备了起诉条件。何其荒诞！法院本应该独立审判，政法委为何横插一杠子？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如果政法委过度介入，法院如何独立审判？此外，应该在透明公开、尊重嫌疑人权利等方面下工夫，比如，必须让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场、审讯时全程录像。刑事审判要适应时代要求，注重司法全过程的公开，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就应当及时主动公布真相，让公众用心中的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

法治时代，绝不让容忍刑讯逼供；“我当时只有早点承认，才不会死在看守所”，这是法治社会的耻辱。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正义，不仅应当得以实现，而且当以人们看得见、能认同的方式实现，更不应总是姗姗来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应该是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