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一席YiXi作者 | 陈碧，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我总是和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将来做了警察，尤其是资深警察，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假设是不是错的。你要去听一听不同的声音，看看不同的证据，找到不同的视角，你要允许对抗，允许有人为坏人辩护，为坏人辩护就是给我们多提供一种视角去发现真相。

破案与证据                            

大家好，我是陈碧，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我研究的专业是侦查与证据。
我是在一个警察大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我的邻居是搞预审的，就是审犯人的，所以他只要大吼一声，我们所有的人都吓得不敢动。我们院子里还住着一个法医，他的家里总是有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有一次我摔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跟我一起的小朋友都认为我这是重伤，他们就非要送我去见法医，当时我的内心是抗拒的。
后来我学了法律，我经常会想起他们以前的工作。侦查就是破案，去现场找物证、人证，最后抓人。他们退休的时候会想起一些多年未破的案件，总是有一些被害人的家属会来问，慢慢地也就没了，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会把这些案卷给新来的年轻人，也许有一天能破案呢？

 01   刑讯能帮助破案吗？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破案和证据，就从我的第一次讯问说起。我大学刚毕业时，有雄心壮志要投入祖国的法治事业，我就去了一个检察院实习。有一天检察官带我去看守所提讯犯人。当时我们都特别希望碰到疑难犯罪、黑社会、杀人案，我一看这么简单，是个盗窃罪，再一看案卷，是偷井盖的，当场抓获，多次稳定认罪，从未翻供。我师傅就说，小陈，你上吧。大家想一想，我大学刚毕业，才二十二三岁。我就强装镇定，清了清嗓子，第一句话问姓名、年龄、籍贯。我问了以后他就如实回答了。下一句话我就问，你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在这儿吗？这句话用不同的语气问出来会达到不同的效果，当时我还太年轻，他本来一直低着头，但我问完这句话以后，他的头开始慢慢地抬了起来，偷偷地瞄了我一眼，我感觉他看出来了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公诉人。
在那一刻审讯室里的气场发生了变化，他就翻供了：我没有，不是我，我不知道。我就很震惊，你之前多次口供都说是你干的，为什么要翻供呢？他继续说，他们吓唬我，他们骗我。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讯问，我当时急得都要结巴了。这个时候我的师傅进来，拍了一通桌子之后，就刹住了这个人的嚣张气焰，他又开始如实供述了，剩下的时间我就低头默默地抄写他的供述。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时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这么真诚这么客气地问你问题，你却要翻供，一定要一个人拍桌子问你，你才能招供吗？
这次讯问让我知道了教科书里说的都是真的，畏罪是人的本能，认罪是反本能的。可是口供又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帮我们核实其他证据。有的问题只有口供能够告诉我们答案，比如说嫌疑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是什么。而且有时候口供还能帮助我们破案，但是如果他就是不说怎么办呢？刑讯能帮我们破案吗？大家可能会在内心小声说，“能”。
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项研究，它说有几项刑讯可以战胜人的意志，这是一种无差别的打击，只要是人都扛不住这样的刑讯。
第一种刑讯叫做“濒死体验”，方法很简单，把这个人直立捆绑，头朝下倾斜45度，脸上再蒙上一块布，往他的鼻子里持续地灌水。多长时间呢？20秒就够了。刑讯官可以在旁边数秒，不能让他死，死了他就不会说话了。亲测者说，在这20秒里，每一秒你的大脑都在提醒你：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这就是濒死体验，有点恐怖了。
咱们再说一个平常一点的，第二种，睡眠剥夺，我一说这个，尤其是跟我的学生讲这个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因为他们刚刚熬夜打了一晚上的游戏来上我八点钟的课，心想这算什么？我只能说网吧限制了你们的想象力，48小时到72小时的睡眠剥夺，而且是在超高的精神压力之下，你眼皮稍微一耷拉，就会用尖锐的噪音把你惊醒，多来几次就会崩溃，什么人都会开口的，即使是最死硬的恐怖犯罪分子。但是坏消息是，他们什么都说，你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就算不去说这个行为有多残忍、不人道以及不合法，就从最功利的角度出发，费了这么大的劲，获得的是未必真实的人证，那刑讯有什么意义呢？人证有什么用呢？

 02   物证不会说谎

所以这就轮到物证上场了，物证不用去拷打，它不会说谎，但是物证也不会说话，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等待你去发现它和它背后的故事。

在20世纪初，法国有个科学家叫艾德蒙·洛卡德，他提出了物质交换原理：如果两个物体因为外力作用在一起，在它们接触的表面就会发生物质的交换和转移，简单来说就是“犯罪必留痕”，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犯罪，只有未被发现的痕迹。所以在物证时代，你可以通过记录分析物质的转移，去找到这个人的行踪，知道他去了哪里，在那里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做的。

听上去很神奇，让我们来试一试，看看自己有没有做神探的潜质。

这是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现场，我介绍一下背景：

晚上十点钟，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102室起火了，消防警察来到现场以后发现不对劲，这不是火灾现场，因为地面有两具尸体，身上有开放性的伤口，地上全是血。他们灭完火以后警察就来到现场，地上的两具尸体上覆盖着棉被和衣物，很明显凶手是想焚尸灭迹。橱柜和抽屉都被打开了，东西被翻得很乱，你们说这是在找什么？

照片已做脱敏处理现场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榔头，上面是被害人的鲜血，这把榔头不是被害人家里的，是凶手带来的。经过法医勘验，其中一名死者死于钝器挫裂创，作案凶器就是照片里的榔头，另外一个死者死于锐器切割伤，还不是同一个凶器，但是那个工具没有在现场发现，应该是被凶手带走了。所以我们现在通过工具痕迹知道有两种作案工具，都是凶手自带的，大家可以做什么推理呢？
首先，他不可能说出现就出现，一定是准备好的，现场没有找到可用的指纹，只有一个模糊的掌纹。那就很矛盾了，家里都被翻成这样了，怎么会没有指纹呢？这说明什么？凶手戴着手套。这些信息可以告诉我们，凶手是做了准备的，带了凶器，戴了手套。
之前我们想到的都是有形的物证，比如说榔头。回到刚才说的物质转移原理，有了这个原理以后，我们更关注那些微量的物证和痕迹，比如说我接触了这个遥控器，它就可以分析到我的指纹，我的脚印，我的头发丝，我衣服上的纤维。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目前只找到了部分的掌纹。
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其中一名死者的胸部被踩踏，导致了胸骨和肋骨的骨折，而且是死后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踩踏过程中，胸部留下了一枚血鞋印，在报纸上留下了另外一枚血鞋印。
已知的就是这样一点点碎片，那剩下的呢？就需要我们开始推理和假设，再寻找更多的证据来印证，这样才能够走向故事的结局，走向真相。那基于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假设呢？犯罪嫌疑人可能有犯罪经验，因为他心狠手辣，准备好了工具、手套，完了之后还知道纵火，毁尸灭迹，这样可以留下更少的证据和痕迹，所以他可能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和作案的前科经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碰到，他犯罪的动机是什么？
主要有这样两种假设：
 假设1    劫财。因为现场被翻动得很彻底，所有的橱柜抽屉都被打开了，床垫下面都被看过了。但是我们验证的时候发现一个矛盾，就是这家人没什么钱，家里既没有现金，也没有金银首饰，凶手最后就顺手带走了一块手机，所以说像劫财，但是似乎并不是。
 假设2    报复，基于矛盾的杀人。他一招毙命，迅速就把对方置于死地，不留活口。让我们印象更深刻的是死后在尸体上的踩踏，但是这也解释不了。因为经过调查，这个事主夫妻俩为人一贯友善，查不出来任何足以引起杀身之祸的矛盾。
真相藏在哪种假设后面，也许还有假设三、假设四呢？刚刚不是说“犯罪必留痕”吗？为什么犯罪还是破不了？为什么破案还存在这么多的困境？
常见的有三种难以克服的困难：第一个就是提取技术不行，痕迹是留下来了，但是你提取不了，检验不出来。第二种是现场被破坏了，首先它纵火就是一种破坏，消防员来灭火，它又是第二种破坏，现场勘查员勘查其实也是一种破坏。第三种，物证确实是可以告诉你，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可是物证却不能做一件事儿，就是说明动机。这件事情只能靠抓到人以后问，它只能靠口供，这就是我们破案的困境。你总是会得到一些有限的信息，然后开始假设，假设又会碰到障碍，你就要找到证据再验证。
几个星期以后，终于有一个地方传来了反馈——手机。当时他从现场带走了一只手机，这个手机在二手市场出现了，我们根据这个手机找到了销赃的人，又辗转找到了两个凶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相和你们猜到的真相差别有多大。根据这两个人的供述，他们两个是狱友，在监狱里就商量好了出来要干一票大的，有前科，我们猜对了，所以出来以后两个人一起去买了榔头和美工刀，工具我们也猜对了，他们还准备好了手套，预谋作案。
当天他们跟踪了一位穿着打扮很靓丽，身上戴着金银首饰的女人，准备尾随她去她家里作案，他们就一直跟踪这个人进了单元门。当他们走到一层的时候，102房间的事主打开了房门，他们就打了一个照面。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这个罪犯改变了作案目标，闯入了102室。这是一个随机犯罪，他们本来选择的作案目标不是他，经过翻检发现一无所获，所以十分气愤，这才踩踏尸体泄愤，然后放火以后离开。
真相大白以后，所有的矛盾都能得到解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这么假设，也不可能假设到这么准确，所以我们说完美犯罪对抗的是概率。从理论上来说犯罪必留痕，但是它存在偶然性，存在某些个案里不被发现的情况，你得尊重每一种假设，尊重每一个新证据。

 03   你要的是何种事实？

破案就像拼图游戏，你甚至不知道那张图是什么，盲拼。破案这么难，那怎么解决事实问题？刑法学有一个口号，“给我真相，我就给你正义”，证据法说“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没有事实，正义如何实现？所以我们的证据制度要解决和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用证据创建的是何种事实？

那就进入了事实的三重宇宙：

第一重，客观事实，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天知地知。

第二重，主观事实，这是在案件发生以后，不同的主体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对事实的阐述。我们见过最对抗的主观事实，可能就是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控方说他有罪，基于如下证据一二三，而辩方说他是无罪的，也有证据。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版本，是一个强奸犯的申诉。鉴于现在所有的罪犯都被称为“张三”，那我也把这个强奸犯叫做“张三”。张三因为强奸入狱八年，已经刑满释放，但他仍然在喊冤。

 张三 的事实陈述是这样的：不是我干的，我没有。

大家注意，在强奸犯罪里，很多时候各执一词是针对“是否同意”的问题，但是张三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是压根就没干过。他说，案发当天我见过这个女生，但是我回家了，案发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婆在一起，我的老婆可以给我作证。这是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我们把它叫做“阿里白证据”。

我们再来看看被害人的版本， 被害人 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从报案开始的第一次陈述到最后一次陈述都相当稳定，她说她被两个人轮奸，就是张三和李四，而且过程、次数都描述得十分清楚，她还可以指认这两个人，那么被害人会撒谎吗？

我们再来看同案犯 李四 是怎么说的。李四在被抓之后，第一次供述，他承认这个性行为发生了，我不是强奸，是她愿意的，我们还一起睡了一晚上，早晨我还给了她100块钱，但是她走的时候偷走了我的手机，我去要手机的时候她去报案了。这是他的第一次供述，没有提到张三。但是从第二次开始，他就稳定地供述是和张三一起轮奸了这个女孩。

刚才全部都是人的陈述， 法医 的检验是：现场发现了被害人的血迹，现场有李四的生物证据，但是没有张三的生物证据。

我们再看一下 控方 的说辞，控方把张三和李四一起诉上了法庭——轮奸。他们认为张三的阿里白证据是伪造的，你怎么可能恰恰有一个这么完美的不在场证据呢？而且那天晚上你还和你的老婆吵架，声音那么大，隔壁邻居都听到了，甚至还请到了邻居来作证，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制造出来的证据吗？这是控方的视角。

我们再来看 张三的辩护律师 怎么说。他说，被害人和这两个同案犯，他们之间的有些供述完全纹丝合缝。如果你只看控诉书的话，一定会觉得是真的，但是他们可能是被刑讯了，这可能是诱供，所以情节才能说得如此吻合。而李四的表现是共同犯罪里“囚徒困境”，两个人一起犯罪，总有一个人特别想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处理，他就会按照警方的意愿，去说一些警方想要的话。

那么张三在服完八年刑以后，仍然在喊冤，他到底强奸了这个女孩吗？他有可能是无辜的吗？我不知道，这个案卷我看一次困惑一次，过几天我再看一遍，这个困惑仍然在。大家知道一个案件的申诉可能要好几年，也许五年、八年，假如这个案件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们可以到一席接着讲这个强奸犯的故事。

我们再看第三重，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法官法庭在判决里面确认的事实，如果大家以后看判决书里写，“本院查明：……”，冒号后面的就是法律事实。即使是法律事实，也不是完全的一锤子买卖，它也是开放的。

张三实施了强奸的法律事实，虽然已经二审了，他已经服完刑了，但是如果有新证据出现的话，仍然是可以改判的。

这三重事实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客观事实是理想状态，法律事实就是在尽一切努力去接近它，但是又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有一句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一种标准让我们尽可能准确地作出判断，这就是法律事实。

我是学证据法的，在我博士刚毕业的时候，我比较偏激，我觉得这三种事实里就不应该提客观事实，因为做不到，做不到的提它干嘛呢？你应该追求的就是法律事实。但是现在我变了，客观事实是一种乌托邦，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就失去了正义的基础，那么任何一种法律程序都无法长久地存续下去，它将走向虚无。

刚才讲的三重事实，我们需要再说一遍主观事实，我们在做假设的时候，是带着个人视角的，这个时候也许不准确，这叫先验概率。随着新证据的出现，我们会调整它，这叫后验概率。这样反复多次就可以接近真相。

学过统计学的人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种贝叶斯方法，它要求我们必须开放地、诚实地对待新证据，随时准备更新自己的假设。如果不更新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就会不准别人反驳，不允许别人辩护，你可能还会使用刑讯逼供。

 04    偏见

有一些冤假错案恰恰来自于这种最真诚的自以为是，我们来讲几种。
第一个发现炸弹的人，大家觉得他是英雄还是疑犯？这是朱维尔的故事，他是一个奥运会现场的安保人员，他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背包。假如大家来到剧场，看到门口有个背包，可能会觉得是有人忘在那里了，一会他就会拿走。那如果是保安呢？他们一般会把这个背包拿到保安室去，做失物招领。但是朱维尔没有这么做，他说不对，一定有问题，谁都不要靠近它。最后他叫来了拆弹警察，果然里面是一个炸弹，他避免了危险的发生。
但是他只当了一天英雄。你的怀疑是什么，他怎么就那么自信这是个炸弹呢？明明从外面看它就是一个背包，会不会是他早就知道这是炸弹，然后自己扮演了一次英雄呢？所以推论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没有价值感的人，需要价值感、需要演戏来获得认可。
如果带着这个假设出发，去看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没有朋友，是个肥宅，胖有错吗？宅有错吗？标签贴上了；他没有结婚，和母亲住在一起；他当过警察又被开了，存在感缺失。
但是当过警察，说明什么？他懂枪弹。恰恰后面又出现了一个证据，他在年轻时候曾经交往过一个会做炸弹的朋友，概率是不是飙升？当你看一个人像坏人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像坏人，当然事实证明他不是。
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我说了这个以后，大家以后不会都不敢报案了吧？我们可能会想到内蒙的“呼格案”，呼格就是第一个听到女子呼救的人，他赶到现场发现这个女生已经死了，赶紧去报案，结果他却被当成了凶手。这是一种认知偏见，你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呢？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如果是死者的血亲呢？假如是他的亲生父母或者子女呢？故事是这样的，发现现场的人是死者的儿子，二十多岁，当天晚上7点多的时候他离家，妈妈正在看新闻联播，他出去玩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家里的灯关着，推门进去以后发现母亲已经被残忍地杀害，脸上还被圆珠笔戳了好多个小眼。家里没有被翻动，其实他们家有钱，但是财物没有被盗，桌子上有一个茶杯，明显有人来过，喝过水。母亲这个时候赤着脚，穿着拖鞋，应该是洗了脚正要睡觉，墙上写着他母亲的小名，后面有三个感叹号。如果就给大家提供这些信息，你们会怎么假设呢？在这个案件里同样没有发现任何指纹、鞋印，没有凶手的DNA，你可能会想也许是熟人作案，也许是矛盾杀人，也许就是跟他妈妈有仇。一定是熟人，因为他知道她的小名。
万一从已知出发的已知就有错呢？所有的这些已知是谁告诉我们的？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人。他的儿子就不会撒谎吗？《窦娥冤》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把祸嫁给窦娥的张驴儿，也没有人怀疑他。这就是我们认知的偏见、认知的盲点。
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因为我们至今找不到能够证明他就是凶手的证据。
最后是死者的配偶，老婆死了怀疑谁？老公。如果两个人有复杂的情感纠葛，那就更会怀疑你了。杭州杀妻案，许国立刚刚被执行死刑，当时他在网上接受采访的时候，有很多民间的侦探就说，一定是他干的。这样的认知偏见其实是有成功的概率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成功概率用到所有的案件上去。在《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位投行家也是因为妻子和情夫被杀，他在人家的公寓前面徘徊了一夜，就被送进了监狱。如果不是真凶出现，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错的。
所以我总是和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将来做了警察，尤其是资深警察，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假设是不是错的。你要去听一听不同的声音，看看不同的证据，找到不同的视角，你要允许对抗，允许有人为坏人辩护，为坏人辩护就是给我们多提供一种视角去发现真相，所以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偏见保持警惕。

今天讲了这么多偏见，其实你只需要在自己下结论之前再多犹豫几秒，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也许从今天开始，大家都会有破案的热情，那让我们同时具备破案的精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