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坐牢那半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高晓松现在的个人事业实在五花八门。他热热闹闹地当选秀评委，被形容成“万能胶”。他在微博上什么都扯，还整出个“高晓松体”。最近的动作则是录制每周20分钟的脱口秀节目《晓说》。节目人气不错，网络点击率节节高升，他又顺势精选节目内容，印成文字，推出新书《晓说》。

《晓说》就是高晓松对着镜头，手托着下巴，自说自话，点评当下热点。有人说高晓松不务正业，高晓松却说这是自己从前就有的理想：“我其实最梦想的职业就是当门客。”现在再出了本书，他说是给所有人当“门客”。

高氏说书

高晓松没说谎。早在2000年，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写在墙上的脸》，在序言里提到自己的“理想职业”：“无限向往三千门客吃闲饭，最好公子还有三千姬妾其中有个把多情烈女的年代。没戏了，公子早没了就剩儿子了。”

同理，他想当门客，但社会早就没有那个需求了。今年3月，高晓松的网络脱口秀节目《晓说》正式上线，名字是韩寒帮着取的，宣传文案里写着：“一不当公敌，二不当公知，一切只因闲来无事小聊怡情。上说星辰满月，下说凡夫走卒，动机绝不无耻，观点绝不中立。”

第一期节目，揭秘奥斯卡有个怎样的“圈子”和美国的“游说”制度；接下来聊音乐，说“汉人无音乐都怪老祖宗”—因为“绝不中立”，所以说出来的听起来的确足够“偏激”，一时引起轰动。随后，《晓说》捷报频传，每期都有惊人的点击率，成了网站的一大品牌。

高晓松自认，这就是在实现自己久远的“门客”理想：网友们变成了他的“公子”，而他只管给众多的“网友公子”们扯淡。他自称做节目的时候没有撰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一直跟节目组建议开放拍摄区，开放给观众看。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有人给我撰稿，说我在念稿。你要是在那，就知道我没有稿子。”

他太喜欢现在这状态了，甚至拒绝再找一个搭档一块儿说：“两个人就坏了。我在这说，他再说的话，我就忘了。说到这里，我就岔到那里了，又漫谈到其他地方去了。”

高晓松在《晓说》里讲的历史，几乎都是“野史”，他甚至把杜十娘这样杜撰的人物拿出来说事儿，因为他对“正史”有怀疑：“真正的正史例如二十四史倒不一定是真的，那都是根据统治者的口径写的。所以，历史除了人名、地名、时间是对的，事倒不一定是对的。但你看小说，里面除了人名不对，其他都有可能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要真的看历史，就不但要看正史，而且要把正史里面、因为修史人的观念以及当朝人的想法带来的所有的杜撰都拿掉，再看一定数量的小说、诗文、乐府，才能明确真相。”

高晓松甚至有意拿掉了关于历史的“精确性内容”：“真的历史学家来了，会把我骂死，因为我总是偷各种巧。”一个20分钟的节目，他选择讲出“大部分”的全貌，舍出小部分的细节。“反而我这样讲，大家对某些时间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如果按学术上的讲法，把一些东西分成碎片，清朝还要分成康乾时期和什么时期，最后你对清朝就没有印象，还不如我这样说，清朝是个什么样。”

狱中的“唐宋生活”

从前的高晓松很轻狂，他自己都承认，曾经穿着睡衣接受电视台采访。他也有理由轻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受到过良好教育。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古文，记住的全是发音。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四中念，上课的时候就坐在讲桌一侧：老师忘记了哪句，他负责提醒，像个“书记员”。在中学是校刊主编、诗社社长，还组乐队。当诗社社长的时候，社员都是语文老师，每期他出韵，老师们负责往里填字。

后来超过分数线20多分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系主任是自己的舅舅，“上学”对于他来讲，只是走五分钟的路，把被子从家里拿到宿舍。因为不喜欢这样被家人监视的大学生活，也不喜欢家人为自己挑选的专业，最终高晓松从清华退学，直接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系。

没能如愿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后，上世纪90年代初，高晓松闯进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广告圈。当1993年，大地唱片的黄小茂经沈庆介绍找到高晓松时，他已然是个成功的年轻商人。

顺风顺水的人生，直到去年夏天因为醉驾入狱而终止。现在，高晓松丝毫不介意谈论这段经历，他说自己甚至感激这段经历。“我出狱已经一年多了，那个(入狱)应该是自己精神和思想最自由的半年，因为没有手机捆绑，这个东西太讨厌了。我觉得那个是老天安排的。”高晓松说。

入狱前，高晓松已经有“电话恐惧症”：“谁给我打电话我恨谁，你凭什么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了吗？凭什么要你选择打电话时间？我觉得特别不自由。”因为醉驾入狱半年，被他形容为像绑在一个车上往前冲，最终强制下车。

“那半年也没有网，也没有手机。只有特别高的房顶，有六七米高，那个灯，永远24小时不关—因为怕黑了以后出现恶性事件。处在一个连时间流动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就特别好。”高晓松刚进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几点，很慌张，就用水瓶做了一个滴水的计时工具。看《新闻联播》的时候，量好半小时的水量，自己数着水滴过日子。

“后来大家说你干吗要知道两点一刻？三点五十？我说我刚进来不习惯，我总觉得时光荏苒，一会儿就出去了。狱友说早着呢。后来就不着急了，感觉很自由。”

高晓松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再也不去想“奋斗”的事情了。原来在生活中看点金庸都觉得自责，结果在狱中成了“随便看”，“我一想老子都坐牢了，还自责什么呢？”

除了看金庸，他还看了大英百科全书，自己试着翻译了一本书。“特别自由，看书可以看很多遍，理解大师的想法。读书也特别愉快。跟人谈事也是一样，各种各样的人，文盲、孤儿，而且也不着急，谈话也没有限定时间。那真是特别幸福的半年。”以前每天都会为吃什么发愁，在狱中，高晓松只要等两个馒头： “一开门两个馒头，明天肯定也是两个馒头，唯一就是一个礼拜有一个鸡蛋，但是不知道是哪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这个。推饭的车来，有鸡蛋的时候就是一脸盆，那个鸡蛋互相碰撞，发出声音，大家听到有鸡蛋的声音，就特别幸福。”

高晓松在狱中认识了各色各样的人，但他从中学会的是“信心”：“没有坐牢之前，我对人特别担心。我杞人忧天，觉得人会沦丧，人会绝望，人会异化。但是在里面，我没有看到绝望、崩溃，我是半年，那里面有七年、十二年的，他们都很乐观，没有崩溃的。所以我特别有信心，大家在一起很愉快。”

“有时候管教说晚上可能下雨，我们看不见天，但是可以听见小雨，就坐在窗前等，直到特别晚，下雨了，非常高兴。突然回到了我自己特喜欢的唐宋生活，就是很慢，想什么事情都很慢。”高晓松至今坚持那半年是自己二十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还想继续读书

时代周报：你在《晓说》里说不当“公共知识分子”，可大家觉得你还是关心很多热门话题。

高晓松：公共知识分子和门客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巨大责任感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本人就是公子，他倒应该养一个门客。今天中国的这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连“屌丝学匠”算不上。我算了，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二，而且没有名校生，基本上属于广场派。

这些广场派，善于以煽动性的语言，挑逗民众情绪，对抗他们所痛恨的某些东西。这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乏见识，他们也没有见过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时代周报：前一阶段你关于移民的言论引来不少非议？

高晓松：我说移民这个事与强大无关，与自由有关。然后就有人骂我，说没有强大哪来的自由？好多人说还没买房子怎么写诗呢？现在有的年轻人居然被洗脑到了要先有房才能干没用的事，是有了房子才能写诗？是月供还完了才能写诗？还是付了首付就能写诗？特别可笑，非说强大了才能自由，说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环境条件下的东西。自由排在了环境和条件下的第三位，爱情都排在第四位了。

我看那些骂的、偏激的，所以才想要做《晓说》。启蒙也好，或者做最基础的小小推动力也好。现在的一个现象是整天说你叛国、你汉奸；另外一个现象是倒过来了：一切都怪体制。老了、性能力下降了，也怪体制。其实大量的问题是可以剥离出来的，但是在微博上、互联网上，所有的都混淆起来一股脑地扣在一些人脑袋上，这不公平。

时代周报：接下来还有什么个人规划蓝图？

高晓松：卖艺这么多年，我没觉得被掏空过。《晓说》这一年可有点要掏空的意思，觉得东西快不够用了。后年开始我就想读书，读个历史什么的。我妹妹今年四十岁了，两个孩子从德国回来考上博士又读了书，这个强烈震撼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