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某国营厂职工姜瑞阳去年9月被警方逮捕，罪名是涉嫌走私毒品罪，目前正在取保候审，等待司法程序。

这个案子特殊性在于，姜瑞阳是为了治疗自己被确诊的成年人多动症买药，而药中含有丙苯胺和哌甲酯，都在国家禁毒办列管名单中。姜瑞阳感到冤屈。

一般说的多动症，都是儿童或青少年常见病，临床上对成年人多动症的确诊比较少，因为它经常伴有失眠、抑郁等其他症状，也很容易被误诊和漏诊。

根据国内研究成年人多动症的医生判断，一线城市的门诊医生很少具备准确筛查成年人多动症的能力，这是姜瑞阳这类病患踏上“险路”的前提。

治疗成人多动症的“利他林”

姜瑞阳因为要从山西到北京求诊问药，每次花费3000元，用掉他每月一半的工资。在此情况下，他选择网购便宜的国外仿制药，在邮购了一些后，突然发现这些药与禁毒挂钩，赶紧停止，但为时已晚。

警方根据网购信息定位姜瑞阳，他关心的是：因治疗成年人多动症而触碰列管药品，有没有可能网开一面？

姜瑞阳的情况不是孤例个案，权威专家估计全国的成年人多动症发病率为2.8%，但只有5%的患者得到正规治疗。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患者都是自行查找资料，以克服成年人多动症没有门诊治疗的窘况，然后冒险采用网购用药。而这样的治疗举动，又恰好和第三代毒品流通的严峻形势合并在一起。

此前有媒体报道，新冠疫情后，人流、物流的管控收严，金三角生产的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因此减少流入国内，一些吸毒人员转而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即第三代毒品——

通过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来，同具备麻醉、兴奋或致幻作用，其作用机理与上述药品相似。

姜瑞阳们的用药就与涉毒联系起来。怎么把姜瑞阳这些成年人多动症的治疗用药涉毒，与真正的瘾君子、狡猾的毒品贩子区别开来，目前还缺乏可以依据的法律条文。

在执法事件中，像姜瑞阳这样有明确诊断书的，能够自证用药正当性的，有过从轻处罚的类似案例，但这种从轻都属于自由裁量范围，没办法变成稳定的立案、定罪和量刑依据。

对于那些拿不到成年人多动症确诊报告的病患，只能用求医问药的搜索过程来自证——显然，这样的“证据”在警方那里很没有证明力，也就无法求援。

对办案机关来说，将成年人多动症治疗用药者与瘾君子区分开来，因为确诊少，相当于增加执法工作量，最终只能挂一漏万地执行“罪罚相当”原则。

成年人多动症患者的两难局面出现了——

在医院这一端，因为没有门诊确诊，少有专业医生，最后只能进入自我诊治的危险地带。而在警方、检察院、法院司法这一端，又不能“口说无凭”地去办案，明知治疗目的的涉毒，也不好按规定处理。最后，只能苦了像姜瑞阳这样的真正病患，反而会让真的瘾君子有了蒙混的理由。

一个可行的办法当然是双管齐下，涉及多部门协调执法。比如出台司法解释，对成年人多动症治疗的涉毒案例，在医院确诊报告及其他可靠证明的前提下，为医疗买药留下一点空间。

只要司法解释明确了界定，成年人多动症用药涉毒的模糊地带就会随之减少，司法人员有法可依，把误入歧途的患者从瘾君子队伍中剔除出去。

当然，这样的司法解释不只是为了防治误伤真正的病人。按照权威医生的解释，他们在职业中也很小心，也要规避法律问题，如开出的药被倒卖交易，也可能会引火上身。

由此可见，目前的涉毒红线需要诊治成年人多动症的医患加倍小心，这样的司法现实，对司法解释提出了强烈需求，从个案出发纾解普遍问题，成了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