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冤案：避免无辜者被冤枉：读《法官因何错判》

冤案何以产生，又该如何避免，是中外刑事司法的共性话题。秋山贤三先生早年在横滨、东京、德岛地方法院以及东京高等法院担任法官，之后辞职成为一名律师，为许多冤案事件辩护，是日本知名冤案问题专家。

秋山贤三的《法官因何错判》虽着眼于日本刑事司法，但书中探讨的问题却未尝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司法，同样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一、冤案事件

《法官因何错判》剖析的三起冤案事件，应当被我们视为观察冤案的样本，进而取得有益的司法经验。

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

秋山贤三担任再审法官时，宣判被告人无罪的冤案。
1953年11月5日凌晨五点十分左右，在德岛市经营收音机业务的S（50岁）被人用刀刺死。案发现场遗留有匕首、手电筒等物，而且房顶上的电话线与电线都被切断。
起初，德岛市警方以“外部犯人论”进行搜查，认定K某为嫌疑犯。后德岛地方检察院将搜查方针转为“内部杀人论”，将与S同居的姘妇富士茂子锁定为犯人。
为了收集符合“预判”的供述，德岛地方检察院逮捕拘留少年N和A（住在S家的店员），强制收集四份口供，“目击S与富士茂子的搏斗”、“在茂子的指示下，切断屋顶上的电话线、电线”、“在茂子的指示下，将日式鱼生刀从两国桥上丢入河中”、“在茂子的指示下，从某处借来匕首”。
在此基础上，茂子作出认罪自白。然而，德岛地方法院并未考虑本案的疑点，而是按照检察院起诉意见书的要旨，对富田茂子作出有罪判决。在此之后，茂子及兄弟姐妹不断的一次次提起再审申请。
直到案件发生戏剧性变化之后，案件才引起足够的重视，先是少年N和A坦言做过伪证；接着德岛地方检察院公开二十二册“不提交记录”，其中包括现场勘查报告的6张照片（证实茂子一家人的被单上有“胶鞋鞋印”）。
距离茂子去世已近一年，1980年12月13日，德岛地方法院决定再审茂子杀人事件，直到1985年7月9日，在茂子缺席的法庭上，茂子无罪的判决才被作出。

袴田事件

秋山贤三以律师身份参与辩护的案件，本书成书之前袴田还在申请再审。
1966年6月30日凌晨一点多，某工厂专务理事一家（父母、子女）惨遭杀害，房子被烧毁。案发不久，住在该工厂的员工、前拳击手袴田严被锁定为嫌疑犯。
秋山贤三将此案作为样本，主要是因为本案广泛存在媒体预判的植入。起初，媒体得到警方情报后便先行报道，误导公众；还有权威媒体刊登时任分局局长倾向性分明的评论文章，“从袴田房中搜出的“带血的睡衣”就是科学搜查的胜利”，“顽固与反社会性是犯罪者的共通性格，而袴田是最为极端者”，这为之后的错误埋下伏笔。

长崎事件

1997年10月1日，长崎乘坐电车时，站在长崎前边的女子指认长崎强制猥亵，一审、二审凭借女子的供述作出有罪判决。在这起事件中，最大的特点是证据脆弱，只有被害人供述，缺乏物证以及其他证据。唯一的科学证据，纤维鉴定还因“被告手指上的纤维”与“受害者衣物上纤维”缺乏同一性未被法院采信。
这种缺乏足够证据的案件，在秋山贤三看来，法院本应宣告无罪，但是一审、二审还是以受害者供述自然、合理，对长崎作出有罪判决。有罪判决对此的解释是，其他证据可以补强受害人的证词，比如受害人与被告人距离相近；被告人说了两次对不起，还意欲以钱解决问题，能够说明受害人供述的真实性。

二、冤案暴露的问题

办理德岛收音机商杀人事件，秋山贤三痛切感受到法院审判的失职，“审理的法官只要慎重作出科学合理判断，遵从罪疑惟轻原则，茂子不至于如此受苦”。
有罪判决认定茂子与S的搏斗，问题重重。少年证人证实作案工具被丢入河中，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把刀；S身上有十一处负伤，茂子则仅在左腹部有擦伤，手心手背无任何防御伤。S作为退役军人，体格强壮，与不足一米五的茂子决斗，茂子居然毫发无伤，简直匪夷所思。
秋山贤三举出的这起冤案事件给我们提出三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 第一，被告人的认罪供述，能否经得住检验。在警方、检方的强势控制之下，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没有绝对的必然；
• 第二，检方作为公诉方，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即追求有罪强过追求公正，检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足额，是否有瑕疵，需要法官的慧眼识珠；
• 第三，职业法官是否同“市民生活”存在距离，能否根据经验法则、逻辑经验，深刻洞察案件事实，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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袴田事件虽然尚在申请再审，但是通过秋山贤三的案件分析，此案同样疑点重重。
作案衣着“睡衣”的认罪供述以及睡衣附着“血迹、油渍”被作为重要物证，而后却又在工厂酿造桶中发现“五件衣物”，“带血的睡衣”被从证据中撤掉。
对此，判决最终解释为，结束杀戮前穿的是“五件衣物”，之后换成“睡衣”纵火。问题是，这种说法无法说明换装的必然性，另外“五件衣物”着装实验表明，袴田无法穿着“五件衣物”中的长裤，长裤尺寸很小。唯一将五件衣物与袴田联系起来的，居然是在袴田老家发现的一块“布头”，与长裤布料相同。
“五件衣物”长裤与衬裤附着的血迹，只检测出丈夫一人的血渍，没有其他三人的血渍。作案动机一再更改，起初是与专务妻子存在不正当关系，之后变成母子三人要一笔钱去外面租公寓，判决认定的则是袴田为了强占专务的钱款。
另外，被告人的四十五份供述，判决否定四十四份供述的证据能力，只采纳一份检察官的调查书。判决详细说明警方违法调查过程，肯定被告供述受到强制性、威胁性的影响。但是，对于一天内同时做出的三份供述，警方的两份均被排除，检方的调查书未必没有问题。
在秋山贤三看来，检方调查同样存在疑点，被告人的这份供述只是对先前供述的总结，并且地点相同，时间相近，被告人自白的任意性同样存在欠缺。诸如此类，犯罪与否的事实存在重大疑点的情况下，疑罪从无的标准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贯彻，是冤案不断提出的问题。
长崎事件，则是在缺乏补强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仅以受害人供述的自然、合理便认定被告人有罪。只有一方证言的情况下，法官如何认定事实，是事实认定的常有问题。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观，实则是用已然的证据回溯证明过往的历史事实，只是这种回溯过往的证明标准必须要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结论具有唯一性。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证言的补强，如何完善，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前提。

三、反思冤案：避免无辜者被冤枉

“一个案子，对法律家而言，不过是‘无数案件中的一起’，对被告人而言，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无辜者不被冤枉，避免冤案的再次发生，是刑事司法追求的最高境界。
透过上述案件，秋山贤三指出日本刑事司法广泛存在“潜在冤案”的因由在于：
➤ 第一，证据问题。证据收集阶段，程序上缺乏对公权的限制，普遍存在供述的强制、证言的引导、证据的匿藏，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难以出现在供述笔录之中。
➤ 第二，法官问题。法官的视野有限，面对起诉阶段的全案证据，盲目信任检方，对被告人存在先入为主的预判有罪，无法站在被告人的立场，去尝试理解被告人。
➤ 第三，证明标准问题。司法实践难以贯彻“超越合理怀疑程度”，无法践行“罪疑惟轻”原则。
➤ 第四，司法构造问题。99%的有罪率，辩护方处于劣势，检方过于强势，法官与检察官具有同质性，存在联手对抗辩护方的可能。
面对上述问题，秋山贤三给出的建议是，最为迫切的是要增强被告人的辩护防御能力，强化辩护律师在搜查阶段的辩护权；增加检方公开全部证据的法定义务；另外还有针对职业法官内心状态的“十诫”。
比如：意识到审判席的高度，认识到会有看不见的事实；践行罪疑惟轻原则；经受社会磨炼，去了解社会、了解人；不轻易相信供述证据，洞察错谬的可能性；重视被告人的辩解；保持百姓视角，遵循民众常识。
事实上，秋山贤三指出的冤案成因以及冤案对策，同样切合当下的中国司法，我们又该如何反思。
➤➤ 第一，被告人的防御权过小，缺乏律师的在场权，使得无法限制警方、检方搜查阶段的权力，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问题案件中普遍存在供述强制，有利事实难以呈现在警方、检方制作的笔录之中，另外还会存在匿藏证据的可能；
➤➤ 第二，法官与检察官的天然关系，必然更加信任检方，而对辩护人存有意见，对辩护意见缺乏足够的重视。经常出入法庭的想必都会看到，检察官与法官走的是一个通道，律师走的却是另外一个通道，这里是不是有些门道；
➤➤ 第三，案卷移送主义，必然使得检察官、法官对于被告人存在先入为主的有罪预判，进而轻视被告人的辩解意见；
➤➤ 第四，过高的有罪率，使得法官过于相信办理的案件不存在问题，毕竟有问题的案件不是百里挑一，也不是千里挑一，这个案件怎么就会存在问题；
➤➤ 第五，刑事司法能否恪守“排除合理怀疑”严格证明标准，真正做到“疑罪从无”，敢于宣判被告人无罪。

目前来看，司法改革仍旧任重而道远。既然如此，那么在刑事司法尚未迈入完美的境界之前，司法工作者的内心审慎心态还是最要关注的。正如秋山贤三指出的“职业法官十戒”一样，司法工作者需以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法意识”。

作者：周浩律师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