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I OBJECT

主流的声音不总是对的，历史在反对声中进步。

　　在公共利益面前，多一种反对的声音，就是多一分理性。

　　反对者往往属于少数派。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被称作“沉默的螺旋”。

　　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聆听反对者的声音。

　　反对立场的确立，必须是基于不牺牲幸福求发展，不牺牲个体求公益，不牺牲人性求原则。

　　反对混合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孤傲的人格优越感，使新事物从僵硬的思想冻土中破冰而出。

　　因此，反对总是能让事情变得更好。

　　今天的主流思想，许多出自以前的反对者之口；而他们，无一不是逆流而进的尖兵。

　　在这里，反对成为日常，成为社会的潮流、时尚和文明指标之一。

　　在这里，基于公众长远利益的福祉，我们捕捉、聆听这个时代值得关注的反对声音。

　房龙说，宽容是一件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者坚信多数即正确，然而他们往往错了。少数派成为我们时代的稀缺资源，所以要加以保护。

　　有智囊团提交企业改革报告，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最后主管官员说：“你们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可你怎么解决这么些人的出路？”中国人太多了，需解决出路的人太多了。早在“人多力量大”那排山倒海式的口号声中，人口学家马寅初就提出“我反对”，可少数派声音如此微弱，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一切。

　　50年前，梁思成们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提议没人理睬。现在北京人被封堵在以紫禁城为圆心的环线上，在高峰时段这座新旧格局混杂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多少年后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叫“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但集体为失误买单之后我们仍未习惯倾听少数派的声音。

　　假如他们是对的

　　茅于轼反对滥发彩票。买彩票带有赌博性，容易鼓励人的不劳而获思想，相对于慈善、教育等公益贡献，滥发彩票的负面效应也同样大。

　　作家叶兆言反对烟花爆竹解禁。不要把放鞭炮和文化搅在一起，这种“泛文化”的思考方式很可笑，相对于每年被炸死、炸伤的人，这种“泛文化”不值得。

　　诗人于坚干脆反对现代科技。认为西方的所有现代器皿都可理解成凶器，9·11的飞机就是例证。他认为东方朴素宇宙观仍然是现代人的生存智慧。

　　有学者更提醒，假如沙漠化得不到遏制，假如黄河长江断了流，那么“引黄入京”还有什么用？那时唯一能考虑的方案恐怕只有迁都了。

　　任何疾病都是一种文明的隐喻。SARS的隐喻就是大自然以“震慑与敬畏”的方式向人类发出警告，“你们犯规了！”对同为自然之子的动物的滥捕、滥杀、滥吃，密不透风的人居环境，封闭的沟通方式。病毒们常常在人过得好好的时候突然发难。SARS期间网上传文“什么什么治不了，非典治了”，比如大吃大喝，比如公款旅游。也有人著文“其实非典改变不了我们什么”。

　　在预兆2054年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的清白要靠“少数派报告”来证明。系统编程者说，为了保障系统正常运行，少数派报告一律被“抹掉”。“在瞎子王国里，独眼龙就是王”，这样就赋予系统操纵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他成为专横跋扈的君王时，只有恢复少数派报告才能更正系统错误。

　　人都是健忘的。难道改变人类陋习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灾变？难道事先没人发出过警告吗？应该不是。提醒者的声音显然被“抹掉”了。

　　谁妨碍了我们反对

　　对公众意见，人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学者告诉我们这种本能可能会导致集体沉默。

　　传播学家诺利·纽曼创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论（spiral of silence），认为公众在接受一个公众议题时一般会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学者称之为人的“准统计学感觉官能”）？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少数派一边，他们倾向保持沉默；如果他们觉得与舆论主导相去渐远，就越会保持沉默。这种使优势意见越来越占优，少数派越来越沉默的现象就被称作“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有强大的效果。报纸、杂志、电视对某一议题的宣扬在大众中产生所谓“共鸣”效应，这种共鸣是排他性的，从而使“优势意见”越来越成为压倒性意见。

　　问题是，历史常常表明，优势意见并非总是对的和符合大众利益的，可能符合了当前利益却牺牲了长远利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增长与环保、新城规划与旧城保护之间的矛盾。

　　人们如何跳出沉默的螺旋？唯一的出路就是尊重少数派。突变论认为，少数派如果不想被多数派压倒，一是个体足够强大、坚定，二是坚持的时间足够久。一群狼不能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总会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这只是自然界法则。

人类社会法则应更有能动性。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表达意见的环境。长期以来，家长式管制、背书式教育一直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今的变化是，鸡毛掸子换成了软磨硬泡。家长告诫儿童，如果你不怎么怎么你就会被社会淘汰。方式变了但结果没变，就是把你变成适合时代潮流的一叶浮萍，建设时代大厦的一块砖头。

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如果将社会当作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我反对”就是它必不可少的免疫系统。过去一直无知以为，人身体上的淋巴、腮腺、盲肠等是只会惹麻烦的可有可无的器官，属造物的败笔。生命科学家说它们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除掉它们整个机体将降低人体对病毒侵害的抵御能力。

　　少数派就是这样一种系统，让社会在行动时保持一种提醒状态。长久以来，我们不习惯在争论中前行，什么都要统一思想后才放心齐步走。中华民族一向有“少数服从多数”的“传统美德”，缺失的是对少数派的尊重和保护。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赵本山坦言：谁能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到我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是很快乐。学者用理论证明，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当人们都朝一个方向行进时，总有一些人跳出来说“走错路了”。

　　其实，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珍视“少数派报告”的价值。珍视并保护少数派提出异议的权力，就是珍视并保护我们的未来，使社会拥有摆脱陷入谬误的康复能力。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得不对，我们也会耐心听。我们会不断提醒自己：万一你说的是对的呢？万一你是个马寅初呢？

新周刊　　文/肖锋